呼唤公序良俗
一一我读《狼甸子》
文/左月
吕斌先生的长篇小说《狼甸子》，7月26日就读完了第一遍。
小说内容梗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因生性耿直倔强，不肯向邪恶势力低头，处处碰壁，既当不上会计，小队队长，又当不上民兵连长，也做不成售货员，想当兵，又被人算计，体检过不了关，最终因恢复高考，跳出了人生沼泽地。
小说以“我”的人生经历体验为主线，塑造了一系列以农民为主的底层人物形象：吃苦耐劳的父亲，勤俭持家的母亲，爱才惜才的陈部长，“我”的红颜知己李芳红，专横跋扈、一手遮天的大队书记于小个子……小说以朴实而细致入微的笔墨，真实地再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北方某地农村社会生活图景。农村物质生活的贫穷，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被作者的传神笔墨，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和三哥冬日冒寒风拾粪、跟父亲上山搂柴草的情节，写尽农民的艰辛，毛驴吃掉干粮的细节就有3次，读了让人酸鼻！
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却迟迟下不了笔，因为怕因自己的肤浅，曲解作品，误解作者，也误导读者。
读了《赤峰读书报》2020年第5期雷金先生的《黑土地上的回归与逃离》后，感觉还是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感想，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借用一下雷金先生文题中的一个词一一“逃离”。
小说中的“我”为什么要逃离？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作为当时回乡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不能安分守己，扎根农村一辈子呢？
读了小说，你就会知道，读过高中的我，大部分时间，学非所用，写一篇批判稿，还被大队书记于贵德歪解，被当成偷奸耍滑的反面典型批判。当不上老师、会计、队长倒也罢了，苏中关系紧张时，连做个基干民兵，还是因为当年的老师，后来的武装陈部长力主通过。
大队书记于贵德虽然是个文盲，每次批判会前，都会有一段声宏气壮的开头语：“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风吹骏马，四海舞红旗，毛泽东思想是在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虽然最后一句听着别扭，好像反动话，但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这句话原创者是谁，却都觉得文盲书记能整出这几句，也算有口才了。别看他个子小，没文化，但嗓门大，架子大，精于算计，也懂得上级政策，所以在村里一呼百应。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评价就是导向，他的照顾就是恩赐，顺我者提干脱产，逆我者轻则受穷受累，重则被打被关（像要揭发他贪污的成风财）。
在于小个子的痞子文化导向下，很多乡民不是凭个人真才实学和高尚人品得到提拔重用，而是靠着后台、门子、溜须拍马捧臭脚出人头地（如郑海峰、林有洋、齐志才之流）。
善良本分的母亲也受这种酱缸文化浸染，想通过请客的方式让“我”获得于书记的照顾。
小说中也有不甘屈服的硬骨头，如成风财，但他人单势弱，斗不过于小个子，不能像《嫁接》中的林树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智斗勇，整垮了梁嘎达。还有行得正走得直的李芳红，但即便是她，在于小个子物色儿媳时，也不敢公然拒绝。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无疑是一种煎熬。如果不“逃离”，前途，理想，个人价值，就全部都是肥皂泡。即便是善良、美丽、有文化，勤劳能干而又贤惠的三嫂，嫁到“我”家来，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改变，最后也会重复母亲的命运。而“我”是不甘沉沦的。
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我”要逃离狼甸子，是想寻找一片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地，一个能够实现个人抱负的空间，尽管“我”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清醒的规划，就像当年的下乡青年仅凭一腔热血一样。
招兵的机会来了，我本来样样合格，却因为没有体检经验，上了于小个子儿子的当一一饿着肚子体检，因心跳过速，被误诊为有心脏病，尽管有陈部长帮忙，重新检查，却不能更改既定检查结果。令人扼腕。
最后一个机会，最公平的一个机会，我成功通过高考，离开生我养我，又给了我人生诸多淬炼的狼甸子。
我最后想说的是，是非善恶，老百姓心里确实有杆秤。但决定个体命运的，却不是老百姓的善良愿望。而是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如果这个人代表的是先进文化，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百姓有福了。问题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摊上这种好事。“我”考上了大学，不代表我一定会进入净土，大学里未必就与“我”高中时的经历截然不同，大学毕业后，再踏进的领域，未必不会遇到一个又一个“于小个子”。因为，真实的生活面貌，往往不是按着会上讲的、墙上贴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我们都不愿意谈政治，可是政治却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生存空间。
我相信，在教育发达，民众日益觉醒的今天，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越来越少。而公序良俗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认同并全力建设。
202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