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还未判决，商人梁材实际控制的公司，已经被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罚没900万元。2015年4月，检方指控梁材行贿296万元、应予追缴违法所得1309.9万元。让梁材不解的是，即使这些指控成立，被办案机关采取措施的财产也远超这个数——除罚没的900万元外，另有896万元应收货款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中国青年报8月17日）

湖南辰溪县人民法院对梁材的未判先罚，已经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梁材被指控行贿296万元，目前只是法律程序的前端和开始，而不是法律程序之后的生效判决，但所有的罚没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判决的基础上，并依法、依次、依时递进。然而，辰溪县人民法院对梁材的未判先罚，已经是一种命题式的“有罪推断”，其前提就是已经将梁材做成了行贿罪犯。因为法院有了这样的“有罪推断”，所以会认为，早罚晚罚都是罚，干脆就来个先行一步，先罚为快。

但这样的未判先罚，已经给法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为，法治社会的本质，莫过于在司法过程中有法必依、有案必立、有诉必审、有罪必判，而且，这一切还必须要在法定程序中进行。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司法价值作用于社会现实层面，并通过现实层面的传导与反馈，进一步巩固法治社会的信念，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司法运行的整个过程。而这样的未判先罚，其实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有的只是法官僭越程序原则的臆测，对于法治来说，这会给社会造成“司法神秘主义”的误读。这样的伤害，不仅是对具体个案的，更是对广谱社会全体成员的。

法治社会的正义，还应体现于对任何疑犯指控的析缕分条上。梁材被指控行贿，但还没有在法定程序上形成法律有效判决，而在没有形成有效判决的情况下，任何“先行一步”都会构成对程序正义原则的僭越和破坏。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社会出现了很多冤案错案后，就可以看出，被指控某种罪行，有成立的时候，也有不成立的时候，这一切都要以法律为依据，而“有罪推断”本身就是法外的臆测，这样的臆测有可能会造成很多诸如“呼格吉勒”式的冤案。

而即使司法判定了梁材的行贿，也不应当直接冻结货款和查封房产，因为在法治社会中，各种法律总是以体系形式相互交织存在的，其中有刑法，也有物权法，还有婚姻法等等，而诸多法律构成的这个体系，并不能分裂开来，而且还有着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别。而从物权法方面来说，它又与婚姻法及社会基本保障法产生着关联，而且也处于上位法的阶位上，出于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发生抵触的司法原则，就不能直接处置房产，因为这还需必要相关法律程序的补充，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一罪成立，全家抄斩”的倒退现象。

程序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它不能因为被指控对象的身份而发生偏移，也不能因为指控罪名的冷热而产生主观倾向，司法应当是中立的，只有中立的司法，才会产生公正的结果，既使被指控的是罪大恶极之人，但在司法判决出来之前的一分一秒，都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是法治社会给司法程序提出的刚性准则。

而这样的准则，并不是只作用于特定的某一个人或一类人以及特定的指控罪名，其实，它最终关照的还是社会普遍正义的形成与延续，它会无一例外关照到所有社会成员。而一旦失去了这样的程序正义，也就等于失去了正义的保障，即使有很多时候结果都是正义的，但没有了程序的保障，它也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正义”，其中必然包含着不正义的因子。而这样的因子一旦存在，也就等于给不正义的显形留下了伏笔，而这对每个社会成员而言，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给出的未判先罚，其实也是一种行政力量大于法律效力的现实表现。在那些法官心目中，未判先罚当然也是一种非法行为，因为这是法官必备的基本常识，但这样的法官为何还这样做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当地行政力量可能往往会高于司法力量，所以法官会依赖于行政力量的态度，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法官也就自愿成为行政力量的一部分，但对社会来说，这就是法政不分，它的危害在于会毁掉人们对法治至上的认知。在一些地方，法治思维为何总是跑不过行政思维？这应当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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