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要多角度看待问题，对与错没有切确的答案，角度不同答案就不同。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董卓发布悬赏令缉拿曹操，逃亡过程路经中牟县时被擒，县令陈宫慕曹操忠义，乃弃官与之一起逃亡。两人行至成皋，投曹父故人吕伯奢家中求宿，受到热情款待，吕伯奢并亲往西村沽酒，然曹操闻堂后有磨刀之声，疑其图己，遂与陈宫将吕家八人全部杀死，其实吕家磨刀只是为了杀猪款客。操与陈宫无法，只好逃走，途中与沽酒而归的吕伯奢相遇，曹操害怕暴露真相，干脆连吕伯奢也杀了。陈宫惊问其故，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是谁的错，曹操错了，还是吕伯奢，还是陈宫？
从法学家的角度看：
对于上述情况，法学家可能会说：“这当然是曹操的错，这就是蓄意谋杀，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的，如果证据确凿，在法学家眼中，这就是曹操的错，但是这种“大快人心”的对错观，不一定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法学家做不到的事情，经济学家也许能做到。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
对于上述情况经济学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陈宫的错。
也许有人会说：“啊？为什么啊？陈宫也太冤了吧？”
经济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当时这个社会陈宫要想和曹操一起逃亡，寻求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陈宫不放曹操，就不会出现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这样的事情，误杀概率就会大大减少，虽然判定陈宫让其觉得冤，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去帮助逃犯了，于是这样的事情就会大量减少。
经济学家是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与错在谁。虽然有时这样的判断看上去不合理，但会比“纯粹的道义”角度更有“效果”。
从商人的角度看：
对于上述情况，商人可能这样想：不管是曹操的错还是陈宫的错，吕伯奢一家都死了；不管让谁承担责任，吕伯奢都无法起死回生——从个体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吕伯奢只能怪自己。
也许吕伯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蠢到相信一个逃犯。
再看一个例子。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时，突然有一辆卡车冲向他疾驰而来，路上的人都大声叫他，叫他让开，他却淡定的说：“卡车不能撞我，他撞我是违反交通规则，他要负全责，我就不怕，最后这个行人被卡车撞死了。
这是谁的错，卡车司机的错?当然。但是这样判断无法挽回行人的生命。
行人应该这样想：不让是我的错，因为不让我就会死。
对于第一个例子，法学家认为是曹操的错，经济学家认为是陈宫的错，商人认为是吕伯奢的错，这就是三种“对错观”。
如果你是评论家，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你可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如果将要失误死的是自己，建议选择商人的立场“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损失最大”。
总之，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判断损失发生后应该怪谁，就看谁因此损失大。
一件事情出现不好的结果时，责怪、埋怨、后悔都是无用的，它们改变不了结果。
如果自己有所损失，只能怪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改变事情的最终的结果——靠自己，自强者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