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是土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将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主彻底打倒，通过分配地主家产给贫苦农民，实现农民“翻身”，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
“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通过“斗地主”实现村庄权力更替，让地主威风扫地，让贫下中农扬眉吐气。
从小就是孤儿，为地主看牛打工的张冬生，特别知道地主的恶，穷人的苦，知道一切的根源就是没有土地耕种，只有打倒地主才能翻身做主人。
农民们都诚惶诚恐，对于谁可能被划为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与地主等等，都不知底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为贫农，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免于被斗争，而且还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财产或土地。对于谁可能被划为什么成分，大家互相提防着，互相揭发着。
但张冬生却似乎胸有成竹。他按照上级的要求，通过划成分的方式，将农民与地主在“阶级”上分离开来。其主要方式是“自报”与“公议”相结合。即户主必须亲自报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地位，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村民的成分。
他先会走访熟悉的、有群众基础的农民，特别是他发现的有公信力的妇女。若有不实，他会要其他人当场指出来。
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地主必然会极力避免自己被划为地主。张冬生记得非常清楚，在划定当地一位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做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在大家的轮番揭发下，黄贤忠招架不住，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
划定地主难，斗争地主更难。富有斗争精神的张冬生就与工作队成员一起深入贫农家中去“访苦”“引苦”，让他们从思想上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张冬生发现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要斗争地主还是要讲究方法。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有的贫农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是靠它养活了全家，这样，地主不算剥削。”不少贫雇农还受宿命论的影响：“小人命薄，命里注定，无故分别人的田是要生病的”。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
张冬生深知：这一方面是大部分曾经最底层贫农的无知，而更多的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还在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所以在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时，张冬生首先要向他们讲明局势，证明国民党不久就要被完全打倒，不可能给地主们秋后算账的机会。
同时，他找一个“苦大仇深”的领头者，将曾经历过一些悲惨的往事的老人、妇女及村里的边缘人组织起来带头斗地主。他帮助一位杨姓贫农算账，当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喊道：“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通过这样的工作后，他就一心想着怎么去“斗地主”。张冬生说，当时他的家乡醴陵县土改斗争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富里乡当时有5000多人参加斗争大恶霸李逢禅的大会，占全乡人口的80%以上，诉苦的就达45人。不少人边诉边哭，场下观众也哭成一片，他们纷纷流着泪高呼“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吓得地主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好交出财产，以求群众的宽恕；在涧江乡，斗恶霸贺光美时，被他害死的人的小孩上台哭着找他要爹娘，“台下的人更是无一不流泪”，都高喊“枪决他！”
土改政策规定每个农会必需枪毙一个恶霸地主，当时政策规定有人命案才能划为恶霸地主，但斗地主时，往往为情绪所左右，而且不断走向极端。在沅陵辰溪就有一个恶霸地主在张冬生的带头斗争下被打了半死。这个地主本没有人命案件，但地主是没有半点辩解的权力的。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张冬生，后来回想起来还是内疚不已。为了调动与会者的诉苦积极性，张冬生干脆亲自上阵，他带头哭诉自己的悲惨经历，极具感染力：“我5岁成为孤儿，7岁就给地主看牛，11岁就给地主做长工，打短工，长期受地主打骂，吃不饱，穿不暖…”
在他的痛哭流涕下，其他群众跟着哭，甚至被斗争的地主也放声大哭。情绪被调动上来的群众高呼“打倒恶霸地主，打死他。”
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地主的威风被彻底地打了下去，贫下中农真正站了起来。
虽然湘西风光秀丽，民风淳朴，运动风云激荡，但走向暮年后的张冬生教授，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土改时我们开会的地点是个关帝庙，是个1000年前的古庙宇，远近闻名，有很多珍贵文物，也是大山深处人民上千年来的精神信仰，甚至破除迷信，庙宇的菩萨都被毁了，樟木雕刻成的关帝爷也被农民劈成柴火烧狗肉吃了，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破坏了。人，特别是老百姓一定要有他们的信仰。”
19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土地改革等各项变革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湘西也不例外。而湘西的特别之处在于，1950年初，也正是湘西剿匪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湘西，社会形势复杂，一方面要全面肃清匪患，一方面还要推行各种改革，因而这是一个湘西的“大时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变革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日后的湘西，直至当下。
湘西的土改是在消除大股疯狂进攻的土匪的条件下，同时又是在继续肃清残余土匪势力的战斗条件下进行的。至1953年，全湘西97％的无地、少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回到了农民手中。广大农民无不称赞道：“土地回老家了！”
土改的完成，使广大的贫苦人民获得了世代渴望的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新生的红色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湘西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张冬生在湘西的土地革命工作，让一个从小受苦的学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爱上了一片神奇的山水。
湘西的山原始、粗犷、坚硬，湘西的水野性，清洌，透明，空阔。
山水依依，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处古寨，两三老树，便让人走进了离骚唐诗宋词。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沅有芷兮澧有兰”。沅江，澧水，酉水，峒河，沱江，这些美丽的河流呵，总让人梦绕魂牵。
张冬生从湖南大学到湘西山野，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工作，如水上旅程，是超乎想象的艰辛。
沅江两岸的岩滩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纤痕。“纤夫过滩哪——嗬嘿，不惜命哪——嗬嘿！”拉纤的歌谣至今传唱着。
“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总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觉得那段难忘的岁月，超乎了人生的一切。”后来，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后，张冬生倍感珍惜。
一位学者说，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着一条“南方丝绸之路”。从长江入沅水，经湘黔入滇，到达西域各国。湘西洪江就是当年舍舟登陆的一个重要驿站。
今天，洪江这座残存的古代商城，还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明清之际，这里“万屋鳞次，帆樯云集”。云贵的烟土、桐油、木材以及铢砂、白腊等等，都运来洪江，再装上商船，走沅江，进洞庭，入长江，散往四方。今天几万人的小镇，当年有48个水陆码头，有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29大会馆。有一个油号老板，一家就在洪江置有50多栋窨子屋。洪江的窨子屋高大、幽深，屋檐挨着屋檐，高墙贴着高墙，这些窨子屋现在还存在380多栋，至今还住着6000多人。
那斑驳的高墙，那幽深的古巷，那气派的楼宇，那石阶，那门楼，那天井，无一不告诉你，这里曾有过“烟火万家”的繁盛。那时的沅江，是怎样喧闹而又清澈的流过。
但土改工作的时光，又曾是何等的轰轰烈烈。
有一本书《云镇万里》，当年专为赴京赶考的学子而写，详细描绘从昆明到京城，这5952华里的云水里程。今天读来，仍令人神往。书中写到从贵州镇远到沅陵、常德这一段水路，“俱系下水之船。船有二种，一名夸子，一名麻阳船，即毛篷船。夸子稳，麻阳快。公差紧务者多雇麻阳，带家口者多用夸子。若遇河水涨泛，五六日可抵常德；若遇河水归漕，则须八九日。”
那些学子是不会日夜兼程去赶考的，往往走走停停，十分闲散。沿途的吊脚楼里，女子会从临河的小窗探出头来……
张冬生基层工作的沅陵，是沅江上又一个重要的驿站。一座几千年的古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使得国内许多名校迁到了沅陵，吴冠中就读的杭州艺专，也迁到了沅陵对岸的老鸭溪。那时的沅江十分湍急，过江进城是一段畏途。年轻的吴冠中，朦朦胧胧地对城里的一位护士产生了爱恋，整日陶醉于她“芸娘式的风貌”，一日几次渡江，只为见上一面。后来，战事紧迫，沅陵也唱歌不了了，学校向昆明迁去。初恋如昙花一现，这份情感，在画家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与美丽。
当然，最令张冬生感怀的是河中的木船，木筏，还有龙舟。沈从文的描绘再传神不过了：“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踞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其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举目四瞩，俨然四面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
还有木桥，那些造型各异的风雨桥，木色木香，身临其境，让人倍感温馨。
沿路都可见到的吊脚楼，好象是湘西独有的风景。吊脚楼一般依山傍水而建，山的凝重，水的轻灵，再加上竹树参差，掩映木楼轻盈的身段，是十分优美的构图。这种民居，朴素中自有章法。它以一明两暗三开间作为“正屋”，以龛子作为“横屋”，在“正屋”和“横屋”两根脊线的交点，立起一根粗壮的“伞把柱”，承托正横两屋的梁枋，十分复杂，但又一丝不乱。
建筑学家说，它干栏式的龛子来自傣族的竹楼，三开间的正屋又极象黄土高原的窑洞。这种结构，不仅照顾到立面，而且充分发展了平面。完整的“吊脚楼”被称为“钥匙头”，通常“吊东不吊西”，以求不遮挡西面的阳光。这种高低搭配，非常和谐活泼。吊脚楼或孤零，或群落。单个的吊脚楼，清丽脱俗，新造的木色清新，经桐油浸润的木材，泛着浅黄的亮光；老宅呈古铜色，夕阳下黑里透红，极富质感，加上青山绿水的衬托，显得分外俏丽。楼群则气势非凡，檐角相融，高低错落，当地最大寨子，连绵七百多户人家，一片山好像都被压弯了。
“从前我们穷山窝，山高水冷石头多”。从前的湘西，山石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
张冬生感到，经过土改和多年来的建设发展，原来那些象征贫困的符号，正逐渐变成美的构成元素，而现在正转变为财富。石头，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吸引游人的目光。雨巷，幽深的雨巷，打着花伞的女子走在洒满雨水的青石板上，路面上顿时闪动着五彩斑斓的影像。而高高的石墙，永远是沧桑的面孔，冷峻地面对匆匆过客。
而一个叫“山江”的石头寨子。石墙石瓦石阶石板路石头房子，除了树木，便只有石头，石头构成了整齐与坚固。苗族妇女并不鲜艳的服饰，晒在石板上的红辣椒，挂在门前的黄玉米，成了石头寨里鲜艳的点缀。寨子里安静极了，没有鸡鸣，没有狗吠，只听到自己的足音。这里的人家是不设防的，门或虚掩或敞开，都没有锁，你可以任意跨进每一家的石门槛，走进那个很遥远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梦幻年代。
多少繁华水流去，多少美梦如云烟……张冬生从此深深爱上了湘西。
在湖南大学优秀大学生张冬生的推动下，当地的土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辰溪沅陵三角坪的土改工作圆满完成，这片古老的土地也重新焕发起勃勃的生机。
时代的使命在向他招唤，当张冬生意气风发的回到湖南大学后，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