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冬，浔阳太守派遣督邮刘云到彭泽县督察。督邮代表太守督查各县乡，权力很大。
刘督邮一到彭泽馆驿，就差人叫县令来见他。
当时彭泽县的县令是陶渊明，他当年秋天才到彭泽当县令，如今入职尚不到三个月。
陶渊明虽然讨厌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但碍于上司的面子，不得不去一见。
他动身的时候，却被一个县吏拦住了。
那县吏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说道：“老爷，参见督邮是要穿朝服，束大带的，不然有失礼仪，您如此前去，督邮会怪罪的。”
陶渊明听完，沉默良久，最后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卑躬屈膝侍奉乡里小人！”
说罢，陶渊明令那个县吏取出他的官印和官服，把它们封好，写了一封辞官信，就离开彭泽县衙，扬长而去，结束了他十三年的仕宦生活。
这是陶渊明五仕五归的最后一次归隐，从此他隐居南山，悠游山水，终身再没出仕。
公元408年，也就是他从彭泽辞官的第四年，他的家中遭遇了一场大火，宅院因之尽毁，家资为之一空。此后，陶渊明的生活越来越穷困潦倒。晚年的他坚拒出仕，生计无着，最终在公元427年冬，淡然离世。
我们印象中的陶渊明，是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陶渊明。
我们没有见到晚年贫病交加，写“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陶渊明的窘况。尤其后一首，是写他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想象，读来尤令人心酸。
陶渊明并非天生不爱做官，甘于清贫，而是他的政治抱负一直不得实现。不愿事小人只是他最后一次归隐的导火索。
即使在他归隐后，也不是没有机会出仕，改善生存状况的。
公元415年，朝廷征召他为著作佐郎。结果陶渊明以病为由婉拒。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特地前去宜丰拜访他，还赠送给他大量物资，可却被陶渊明拒绝了。
他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一直在实现政治理想和看不惯朝廷黑暗之间痛苦徘徊。其实，只要他稍微向所谓的小人低头，他就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不过，如此的他，又变成一个俗人，写不出那些传颂千古，超凡脱俗的诗文了。
他也倒不是一概拒绝资助。晚年的他贫病交加，有时难免要靠跟人借贷才能度日。但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府的施舍，只接受朋友的私人周济。
他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只要有人来拜访他，他都要和对方对酌，直至一醉方休。喝醉了，他就跟对方说，我醉了，要睡觉了，你且回去，下次再聚。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豁达直爽的人。
颜延之是他的多年老友，上任安郡太守时，途径浔阳，每天都到陶渊明家里饮酒畅谈。他看陶渊明生活拮据，贫窘不堪，离开浔阳时，主动给陶渊明留了两万钱（陶渊明时代的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的15000元）。
陶渊明欣然接受。可他没有拿这个钱改善全家生活，而是全部送到了村里的酒家，作为他日后随时前去欢饮的酒资。当时他家里可是有老妻和稚儿需要抚养的。
伟人大家也不是完人，也有一身的小毛病。我们也不必神化伟人，为伟人讳。
《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又做镇军、建威参军（这些都是军官），陶渊明对亲友们说，我想去做个文官，用来筹集日后归隐的资费。当政者听说了，就把他调为彭泽县令。陶渊明让下属把公田都用来种可以酿酒的黏稻，妻子和儿子坚持要种收获后可以用来煮粥做饭的籼稻。最后，这些公田大部分用来种了黏稻，只有大约六分之一的田地种了籼稻。
但瑕不掩瑜，陶渊明的不事卑鄙小人，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高洁品格，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他的传颂千古的诗文，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成为一句成语（语出《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比喻为人清高有骨气，不因利禄有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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