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创伤。有些是突发性创伤，比如逗狗被咬、意外受伤、海啸地震、车祸亲、离婚流产、失恋分手等等。有的创伤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称为积累性创伤，比如说生活中经常性地感到被嘲笑、不被认可，长时间的性侵，二战退伍军人的应激障碍。往往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这种积累性创伤。

   心理创伤者受到创伤之后，自身的身体心理是什么样的状况，又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一、心理上的变化

1、记忆向两极化发展

   首先，心理创伤导致的后果，让我们的记忆向两极发展。一方面为遗忘，人们总认为过去的是就让它过去吧。另一方面，记忆以增强的闪回方式存在，你想忘记也忘记不了，就像电影《归来》中的冯婉瑜那样，将记忆停留在某一刻，就像陷在时光隧道中一样，所有的记忆在那反复循环，或者干脆时间在那一刻停滞，整个记忆被冰冻封存起来。

   但其实创伤导致的遗忘只是“假装遗忘”，它在家庭中、在社会上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横向传递给其他亲属和相关家庭，纵向传递给向下数代。

2、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有时，创伤还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进行下去，这时，受害者就变成了加害者。

3、蹂躏自己的身体，侮辱自己

有时，受创伤者自己完全变本加厉的纠缠于过往的记忆当中，对自己的身体加以蹂躏，仿佛可以在精神上鄙视肉体一样。一个来访者描述道：“我喜欢对自己进行人身虐待，这会让我飘飘欲仙，但我要掌控。我渡过一段酗酒的时期，当时我会去酒吧，选一个我能发现的最肮脏、污秽的男人，然后和他发生关系，我会侮辱自己”……这一段像极了《天龙八部》里段誉的娘－－刀白凤做的事情，因为段誉的爹段延庆风流成兴，于是刀白凤到街上找了一个最丑最脏的男人过了一夜，这样才有了段誉。

个体创伤如此，群体创伤就更加危险。一个群体会极具攻击性，对异己、其他族群、其他组织极具排他性和侵略性。个体则清心寡欲、极具苛刻，自责与自罪，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现象：妄自菲薄、自我贬低、自我放逐、对他国盲目崇拜，对他国文明更是全盘接受。    我们的近代史就是一个创伤史。

4、既想让人注意又极力隐瞒的两难境地

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他排除于意识之外。某些违反社会常态的事，会恐怖到让人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只能用难以启齿这个词来形容了。然而暴行会拒绝被埋葬淹没，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强，但认为否认于事无补的愿望也一样的强烈。    受创者的心理症状是：既想让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极力隐藏它的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的症状。创伤的这种冲突对立点会引起复杂的、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即解离。

心理创伤复原的路径为：建立安全感，，还原创伤事件真相，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彻底认清真相，幸存者才有可能迈向康复之路。所以如果想要重建秩序，让受害者得到抚慰，首要任务就是记住暴行，揭露真相。而在揭露暴行这条路上，困难重重。为什么呢？    因为，受害者很少能获得社会环境的支持。

二、受创者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从受害者的角度上来说，一方面想要否认恐怖暴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将他公之于众，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叙说他们的遭遇，但这种方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因而导致到底是要说出真相还是保持缄默的两难境地。可惜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力量赢了，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语表达出来，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行诸于外。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和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脆弱和劣根性。研究心理创伤，势必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苦。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灾害或不可抗拒的意外，目击者很容易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假如是人为的，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陷入矛盾的境地。而此矛盾绝无可能保持中立，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站。

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听到、谈到恶事的人性弱点。相反的，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受害者寄望于目击者的是行动、承诺和不遗忘。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利奥•艾丁格，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之间的残酷的厉害冲突：战争和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被缚上遗忘的纱幕。我们看到两面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却也忘不了，另一边是有那些（带着强烈的，通常是不自觉的动机）极力要遗忘也要办到的第三者。这种对比……对两边而言，都是非常痛苦的。而最弱势的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付的责任，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事迹败漏，加害者就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如果加害者无法完全闭嘴，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为达到此目的，他会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从最露骨的否认，到最诡辩和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每一个暴行之后，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之中的相同的辩解之词：根本没有这种事，她（受害者）说谎，她太夸大了，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忘掉过去、迎向未来。加害者的权势越大，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的实权的特权也越大，而他得胜的机会也越大。

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就算有时受害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所有参战过的军人，甚至连那些已经被视为英雄的军人，都会沉痛地控诉：没有人会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地位就低下者（如妇女或小孩），她可能会发现，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已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了。他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