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在杭州的十二月，是没有声音的。
不像北京的雨，砸在水泥地上能溅起半尺高的水花，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杭州的雨是飘的、浮的、渗的，落在皮肤上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湿了。
林深站在出站口的檐下，看江屿撑开那把黑伞。
伞很大，两个人并肩绰绰有余。他握着伞柄的手伸过来，伞面罩住她头顶的风雨，自己半边肩膀露在外面。
“走吧。”他说，“车停得不远。”
她没有问为什么不打车直接到出站口地下层。她没有问为什么非要来接。她只是拖着行李箱，跟在他伞下，走进杭州的冬雨里。
雨丝飘在她脸上，冰冰凉凉的，带着这座南方城市特有的潮气——不是北京那种干燥的冷，是湿漉漉的、无孔不入的、能把骨头缝都浸透的冷。
七年前，她最怕的就是这种冷。
那时候她住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冬天要靠热水袋和电热毯熬过去。他每周会来一次，带一杯热奶茶，塞进她冰凉的手里，然后坐在床边看她临摹古画。他话不多，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什么也不说，只是陪着。
她问他：你不觉得闷吗？
他说：看你画画，不闷。
后来她去了北京，供暖的屋里热得只能穿单衣。她靠在暖气片前，想着杭州的冬天，想着那杯永远温热的芋圆波波，想着坐在床边不说话的他。
暖气很热。可她总觉得冷。
此刻走在杭州的雨里，她才明白——冷的不是杭州，是没有他的冬天。
江屿的车停在地面停车场，是一辆灰色沃尔沃，杭州牌照。他拉开副驾门，把伞收起来，甩了甩水珠，等她坐进去才关上门。
车厢里有淡淡的雪松香。和那件大衣上的味道一样。
林深系好安全带，目视前方。他上车，发动引擎，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两道弧线。
“酒店订了吗？”他问。
“还没。”
“项目组定的协议酒店在德寿宫附近。”他顿了顿，“但那儿离你明天要去的工作室有点远。”
林深转头看他。
他依然看着前方的雨幕，表情很淡，语气也是公事公办的：“陶范现在放在我工作室。明天一早项目组要去遗址现场，你可以先去工作室比对——九点有人开门。”
“你的工作室？”
“德寿宫旁边，老居民楼一楼。租的。”他打了转向灯，拐出停车场，“比酒店近。”
林深没有说话。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刷器规律的摩擦声，和轮胎碾过积水的沙沙声。车窗外是杭州的晚高峰，电动车在雨里穿梭，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路边的店铺亮起暖黄色的灯。
一切都那么熟悉。
熟悉到让她恍惚——好像她从未离开过。好像那七年只是一场很长的梦，醒来她还在杭州，还在他身边，还在那个下着冬雨的傍晚，等他来接她下班。
“饿了？”
江屿的声音把她拉回来。
“还好。”
“前面有家面馆，”他说，“以前你爱吃的那家，还开着。”
林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看见了那家面馆的招牌——“阿菊面馆”，四个字还是手写的楷体，玻璃门上贴着“营业中”的红纸。
她愣住。
那家面馆在她记忆里，是学校后门那条小巷里最不起眼的小店。老板娘姓什么她不知道，只知道大家都叫她阿菊。她家的片儿川只要十五块一碗，汤汁熬得浓郁，冬笋片切得薄如纸，上面卧一个溏心蛋。
那时候她和江屿都没什么钱。偶尔出来改善伙食，就吃阿菊面馆。他总是把自己碗里的肉片夹给她，说她瘦，要多吃点。
她问：那你呢？
他说：我看着你吃，就饱了。
林深把目光收回来，看着自己膝盖上紧握的手。
“她家涨价了吧。”她说。
“嗯。”江屿打了转向灯，靠边停车，“十八块了。”
面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这个点还没到饭点，店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
阿菊居然还认得江屿。一见他就笑起来：“小江啊！好久没来了，有一年多了吧？”
“忙。”江屿把菜单递给林深，“老样子？”
林深接过菜单，发现其实不用看——她闭着眼都能背出来：片儿川，多放冬笋，溏心蛋要全熟的。
她以前总说溏心蛋要全熟，其实是因为他爱吃溏心的，她每次都把全熟的留给自己，溏心的偷偷换给他。
他不知道。
或许他知道。
“片儿川。”她把菜单还给阿菊，“溏心蛋要半熟的。”
江屿看了她一眼。
阿菊笑着应了，转身进了厨房。店里暖和，热气从厨房门帘后飘出来，混着骨头汤的香味，把玻璃窗上的雾气熏得越来越厚。
林深用手指在雾气上划了一道。
窗外是那条窄窄的小巷，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雨丝在光里斜斜地落。她忽然想起很多个这样的夜晚——她加班临摹完画稿，他来接她，两个人并肩走过这条巷子，去公交站坐车。有时候不说话，有时候说些没用的废话，比如今天的冬笋够不够新鲜，比如他画图时铅笔又断了，比如明天会不会下雨。
那时候她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持续到她毕业，他工作，他们攒够钱，在杭州买一套小小的房子，窗户朝南，冬天能晒到太阳。
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画面变成了一场梦。
江屿把热茶推到她面前。
“在想什么？”
林深低头看着那杯茶，龙井的叶子在杯底舒展开，是她最喜欢的明前茶。
“在想……”她顿了顿，“杭州还是这么爱下雨。”
“嗯。”他说，“你走的那天，也下雨。”
她的手指收紧了。
那是七年前的七月十六。她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凌晨四点拖着行李箱出门。雨下得很大，她没打伞，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衣领，流得满身都是。她以为那是雨水。
后来才知道，那是没敢当着他面流的眼泪。
“那天我在阁楼。”他说，“等到下午，你没来。”
林深抬起头。
他也在看窗外，侧脸的线条被暖黄的灯光映得很柔和。他语气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以为你睡过头了。后来打你电话，关机。去你租的房子，房东说退了。问你同学，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他顿了顿，“后来你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去北京了，让我不要再找你。”
“我妈……”林深开口，又顿住。
“她没说别的。就说这是你的意思。”他转过头看她，“但我一直没想明白——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林深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她该说什么？说那时候她的确想过离开——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太好了。好到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好到她怕有一天他会发现，她其实没那么优秀、没那么特别、没那么值得他等。
好到她宁愿在最美的时候离开，也不想在日后被他嫌弃。
这是她的意思，还是母亲的意思？
她分不清了。
七年了，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害者。是母亲替她做的决定，是她不得不离开。可现在坐在这家熟悉的面馆里，看着他平静的目光，她忽然不确定了。
如果她真的不想走，谁能逼她走？
阿菊端着两碗面出来，打断了她没出口的话。
“片儿川两碗！趁热吃，冬笋今天新到的，嫩得很。”
江屿把那碗溏心蛋半熟的推到她面前，自己留下全熟的那碗。
林深看着那碗面，眼眶忽然酸得发疼。
他记得。他什么都记得。
“吃吧。”他说，“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低头，拿起筷子，夹起一片冬笋。
还是那个味道。七年前的味道。
她咬下去的时候，眼泪掉进了汤里。
吃完饭出来，雨停了。
杭州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停就停，像谁在云层上头拧开关。地面还是湿的，路灯的光映在水洼里，碎成一地金箔。
江屿的车还停在老位置。他拉开副驾门，等她上车。
“去工作室看看？”他问，“还是先送你去酒店？”
林深看了看时间，七点半。
“工作室远吗？”
“十分钟。”
“那去看看。”
他没多问，发动引擎。
工作室在老城区一栋六层居民楼的一楼，外墙是杭州常见的那种灰白色，爬山虎落尽了叶子，藤蔓爬满半边墙。他拿钥匙打开防盗门，里面别有洞天——打通了两套一居室，改成大开间，落地窗前是工作台，墙上钉满图纸和照片，书架顶到天花板，塞满了建筑史、文物保护和南宋研究的书。
最里面那间屋子亮着灯。
“有人？”林深问。
“陈幕白。”江屿说，“我合伙人。他最近在写古建筑保护的论文，天天泡这儿。”
话音刚落，一个穿灰色毛衣的男人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杯咖啡，看见林深，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
“林深？”他把咖啡放下，走过来伸出手，“久仰大名。我是陈幕白，江屿的……怎么说，合伙人兼债主。”
林深握住他的手。三十出头的样子，眉眼温和，笑起来有种江南人特有的温润。
“你好。”
“老江念叨你七年了，”陈幕白说，“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
江屿咳了一声。
陈幕白识趣地收回手：“陶范在里面，恒温柜里。你们先忙，我出去买包烟。”他拿起外套往外走，经过江屿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什么都没说。
门关上。
工作室里忽然安静下来。
江屿走进里屋，打开一扇玻璃门的恒温柜，从里面捧出一个巴掌大的木盒。他把木盒放在工作台上，打开盒盖，小心地取出那件陶范。
林深走过去，低下头，认真看着那件八百年前的文物。
那是一块残损的陶制模具，圆形，直径大约十五厘米，边缘有磕损，中间有一组模印纹样——仙人、桂树、捣药的玉兔。纹样线条流畅，细节清晰，尤其是那轮满月，圆得近乎完美，边缘有一圈细密的云纹。
“这就是……”她喃喃。
“德寿宫遗址出土的。”江屿站在她身侧，很近，近到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香，“断代是南宋中期，应该是宫廷节令时用的糕点模具。”
林深的目光落在那轮满月上。
满月。
她见过很多南宋的月。画里的、瓷上的、铜镜上的。但没有哪一个，像眼前这个这样圆。圆得不像是人间的月亮，圆得像某种信仰，某种寄托，某种关于圆满的执念。
“它很完整。”她说。
“嗯。”江屿说，“埋在地下八百年，一点没碎。”
林深的手指悬在陶范上方，没有触碰。
作为修复师，她最知道破碎是什么样子。八百多片碎绢，拼了半个月才拼出一幅残缺的画。可眼前这件陶范，在黑暗的地底下躺了八个世纪，出土时竟完好如初。
有些东西，埋得越久，越完整。
有些东西，才分开七年，就碎得拼不起来。
“我可以拍几张细节吗？”她问。
“随便拍。”江屿退后一步，给她让出空间。
林深从包里掏出相机，调好焦距，一张一张拍过去。月光、桂树、玉兔、仙人。每一个细节都拍下来，拍完正面拍侧面，拍完侧面拍背面。
镜头里忽然出现他的手。
他不知什么时候又走近了，正俯身看着陶范，手指几乎要碰到那轮满月。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尖有常年握笔磨出的薄茧。
她透过取景框看着那只手，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握着铅笔在图纸上勾线的样子。那时候她总爱坐在旁边看他画，看他的手指移动，看铅笔在纸上留下一道道流畅的线条。
她有一次问他：你手怎么这么稳？
他说：因为握着笔的时候，在想你。
林深按下快门。
咔嚓一声，他把手缩回去。
“拍完了？”他问。
“嗯。”她把相机收起来，“谢谢。”
“客气。”
他们站在工作台前，隔着那件八百年的陶范，谁都没说话。
窗外的巷子里传来电动车的声音，有人在楼下喊“收废品——”，拖着长长的尾音。楼上的住户推开窗，和楼下的人讨价还价，声音隐隐约约传进来。
都是寻常的生活的声音。
可她和他之间，隔着的不是八百年，是七年。
七百倍的时间。
“江屿。”她忽然开口。
他看着她。
“那年……”她说，“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你从小就听话，从不让家里操心。这次也一样。”
林深的手指攥紧了相机带。
一样。一样什么？一样顺从，一样懂事，一样不会为了任何人任何事，违背家里的意愿？
“她还说，”他顿了顿，“你值得更好的人。”
更好的人。
林深听着这四个字，忽然很想笑。
什么是更好的人？更有钱的？更有名的？更能给她安稳生活的？
她妈不知道，她从来就不想要更好的人。她只想要那个会在凌晨三点陪她看月亮的人，那个会把自己碗里的肉都夹给她的人，那个坐在床边看她画画、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不说话也不觉得闷的人。
“然后呢？”她问。
“然后我说，”他看着她的眼睛，“我懂了。”
“你懂了什么？”
“我懂了她想说什么。”他移开目光，看着那件陶范上的满月，“也懂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林深的呼吸顿住。
“你不是那种会被别人左右的人。”他说，“如果你真的想留下来，没人能逼你走。你不告而别，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自己也想走。”
窗外收废品的声音渐渐远了。
楼上的窗户关上了。
工作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恒温柜轻微的嗡鸣声。
“所以这七年，”林深说，“你以为是我主动离开的？”
他看着她，没说话。
“你以为我不想见你？不想联系你？不想告诉你我去哪儿了？”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她努力想让它稳下来，可它不听使唤。
“江屿，我给你写过信的。”
他眼神一动。
“九十三封。”她说，“存在邮箱草稿箱里，一封都没发出去。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解释我不是不想留，是不敢留。解释我不是不爱你，是太爱了，爱到怕自己配不上。”
她的眼眶发酸，但她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北京吗？因为那边有一份工作，一份能让我躲起来的工作。躲在修复室里，躲在那些不会问问题的破画中间，躲在没人认识我的城市。我以为这样就能忘掉你。”
她深吸一口气。
“可是我忘不掉。我修每一幅画的时候，想的都是你。修桂花图，想你带我去满陇桂雨；修山水图，想你陪我爬玉皇山；修月宫图——修月宫图的时候，我画不出月亮，因为我忘不掉那年七月十五，落在你肩上的那道光。”
她说不下去了。
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工作台上，砸在那件陶范旁边的木盒边缘。
江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他伸出手，轻轻握住她攥着相机带的手。
他的手是热的。
“九十三封。”他说。
她点头。
“我也写过。”他说，“二百四十六封。锁在阁楼的抽屉里，一封都没寄出去。”
她抬起头看他。
他的眼眶也有点红，但他没让眼泪掉下来。他只是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很静的东西。
“你写桂花图的时候，”他说，“我在写你第一次来我宿舍那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裙子，头发扎起来，露出后颈一颗小痣。”
她愣住了。
他怎么记得？她早就忘了那天穿什么颜色的裙子。
“你写山水图的时候，”他说，“我在写玉皇山顶那晚，你指着山下的灯火说，以后我们要住在那盏灯旁边。那盏灯我后来去看过，是个卖夜宵的小摊，早就不开了。”
她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
可她记得那晚的风，记得山下的灯火明明灭灭，记得他站在她身边，手揽着她的肩，说好。
“你写月宫图的时候，”他顿了顿，“我在写那晚阁楼的月亮。写了一百多遍，写到最后，觉得怎么写都不对。因为最好的那轮月亮，已经被我画进速写本里了——就是那天给你的那张。”
林深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他抬起另一只手，轻轻替她擦了擦。
“别哭了。”他说，“都过去了。”
她抓住他的手腕。
“没有过去。”她说，“我一分钟都没过去过。”
他看着她。
“那你现在，”他问，“想过去吗？”
她没回答。
她只是攥着他的手腕，感受他脉搏的跳动，一下，两下，三下——和她的心跳一样快。
窗外又下起雨来。细细的，密密的，落在窗玻璃上，汇聚成一道道水流。
他就这样让她攥着，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她松开手。
“陶范我拍完了。”她说，声音还有点哑，“明天几点来工作室？”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瞬间的黯淡，但很快收起来。
“九点。”他说，“陈幕白会开门。”
“好。”
她拿起相机，收进包里。
“我送你回酒店。”他说。
“不用。”她顿了顿，“我想自己走走。”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外面下雨。”他从门边拿了一把伞，递给她，“明天见。”
她接过伞。
伞柄上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
林深走在杭州的雨夜里。
她没有打伞。雨水落在头发上、脸上、肩上，冰冰凉凉的。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窗口透出暖黄的灯光，偶尔传来电视的声音，炒菜的声音，小孩哭闹的声音。
都是寻常的生活的声音。
她忽然想起七年前离开的那个凌晨，也是这样下雨。她拖着行李箱走在雨里，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她那时候想的是：离开是为了他好。
他值得更好的人，值得更完整的未来，值得一个不用在母亲和恋人之间做选择的女孩。
可她没有问过他，他想要的是不是“更好”。
七年了，她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
他想要什么？
他要的不是更好。他要的是她。
就像她想要的从来不是更好的人，只是他。
林深停下脚步。
雨还在下，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站在巷子中央，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夜空。
没有月亮。
杭州冬天的夜晚，很少能看到月亮。
但她想起那晚阁楼的月光，想起他肩上的那道光，想起他握着铅笔的手，想起他说的那句——“我在写那晚阁楼的月亮，写了一百多遍”。
一百多遍。
二百四十六封信。
七年。
她忽然很想跑回去，跑回那间工作室，跑回他面前，告诉他：我不走了。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
可她没有动。
她只是站在原地，任由雨水落在身上。
因为她知道，有些话不是说了就有用。有些裂痕，不是补上就看不见。她可以用全色技法让那幅明代仕女图看不出破损的痕迹，可她和他之间的七年，不是补上就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她需要时间。
他等了七年。他愿意等她准备好。
那她至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敢不敢要，敢不敢留。
林深重新迈开步子。
她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流进衣领，流得满身都是。
这一次，她分得清是雨水，还是眼泪。
第二天早晨八点五十分，林深站在那间工作室门口。
雨已经停了，地面还是湿的，空气里有淡淡的泥土腥气。她换了干净的毛衣，头发吹干，化了很淡的妆——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昨晚那个在雨里站了半小时的傻子。
门从里面打开。
陈幕白站在门口，看见她，笑了一下：“早。江屿让我给你带的早饭。”他递过来一个纸袋，还冒着热气，“阿菊面馆的，小笼包和豆浆。”
林深接过来：“谢谢。”
“他在遗址现场，下午才回来。”陈幕白侧身让她进来，“陶范给你拿出来，你慢慢比对，需要什么资料自己翻，书架上的书随便看。”
他把她带到里屋，恒温柜已经打开了，陶范放在工作台上，旁边还多了一沓资料——全是德寿宫遗址出土文物的影像记录和检测报告。
“慢慢来。”陈幕白说，“我去写论文，有事叫我。”
他出去了。
林深放下纸袋，先没急着看陶范。她站在工作台前，目光扫过那沓资料，扫过书架，扫过墙上钉着的那些图纸和照片。
有一张照片她认识。
那是德寿宫遗址的保护棚效果图，她在他北京的汇报材料里见过。巨大的玻璃和钛合金罩棚，像一片落地的云，悬浮在遗址上方。效果图上标注着日期：2024年6月。
六个月前。
他那时候还在北京。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要来北京开会，已经知道对接的修复师是她，已经知道要面对七年没见的她。
她忽然想起那天在会议室，他推门进来，看见她时的那一眼。
不是惊讶，不是陌生，不是七年该有的任何隔阂。
只是——你来了。
好像他早就知道她会来。好像他一直在等她来。
林深拿起那沓资料，一页一页翻过去。
陶范的检测报告、出土记录、年代分析、纹样比对。还有一份手写的笔记，字迹她很熟悉——江屿的。他在笔记里详细记录了陶范每一处细节的观察结果，旁边配着铅笔速写，画的是那轮满月的纹样。
速写下面写着一行小字：满月。宫苑用。对比传世月宫图，差异明显。疑为宫廷节令特制。
再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林深那幅画的月亮，不是这种满月。她画的是七月十五的月。那晚我在阁楼，月亮就是这个形状。
林深看着那行小字，眼眶又酸了。
他连这个都记得。
她翻开下一页，是一份月宫图的目录——从唐宋到明清，存世的、佚失的、有明确记载的，一共四十七幅。每一条后面都标注了收藏地和状态，有几条后面画了星号，旁边写着：待查。
她翻到最后一页，看见最后一条。
“明代佚名《德寿宫图》，传为南宋院本摹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实际应为国家博物院）。修复师林深。状态：修复中。”
她看着自己的名字，看着“修复中”三个字。
那幅画她已经修完了。可他知道的时候，还在“修复中”。
他一直在等。
等她修完那幅画，等她来杭州，等她站在这间工作室里，看这沓资料，看见他写的每一行字。
林深合上资料，拿起小笼包，咬了一口。
还是那个味道。七年前的味道。
她一边嚼，一边看着那件陶范上的满月。八百年前的手艺人，用最细腻的泥土，刻出最圆满的月亮。他们大概没想到，八百年后，会有一个女孩站在这轮满月前，想着另一个男孩，想着他写的那行小字——
“她画的是七月十五的月。”
七月十五的月，不是满月。
是她忘不掉的月亮。
下午三点，江屿推门进来。
林深还在工作台前，正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陶范边缘的纹路。听见开门声，她没抬头。
“回来了？”
“嗯。”他把外套挂在门边，走过来，“比得怎么样？”
“很有收获。”她放下放大镜，揉了揉眼睛，“这纹样和传世月宫图确实不一样。宫廷用的月，比文人画的更规整、更庄严，有仪轨感。”
他站在她身侧，低头看那件陶范。
“你笔记我看了。”她说，“很详细。”
“怕漏掉什么。”他说，“毕竟是你修画用的参考。”
林深沉默了一下。
“江屿。”
“嗯？”
“你等我多久了？”
他没回答。
她抬起头，看着他。
他站在午后灰白的天光里，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从你离开那天。”他说，“到现在。”
窗外有鸟叫，不知是什么鸟，在冬天的枝头叫得很欢。
林深看着他的眼睛，看着那里面的光。
她忽然想起那二百四十六封信，想起每年七月十五的阁楼，想起他昨天在面馆说的那句话——“我懂了”。
他懂的不是她母亲的意思。他懂的是她。
懂她的害怕，懂她的逃避，懂她不敢面对的心。
所以他才等。
等她准备好，等她愿意回来，等她自己想明白。
林深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很近。近到能闻到他身上的雪松香，近到能看清他眼底细小的血丝——他昨晚大概也没睡好。
“江屿。”她说。
“嗯。”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他看着她。
“七年前我离开，”她说，“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他点头。
“是因为我怕。”她说，“怕自己不够好，怕有一天你会后悔，怕我们走到最后发现，其实不合适。”
他没有说话。
“我妈说的那些话，只是让我更害怕。她让我觉得，我的感觉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我、你怎么看我、以后会不会后悔。”她深吸一口气，“所以我逃了。”
她看着他。
“可是七年了，我逃了七年，才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我逃不掉的。”她说，“不是因为你一直在等我。是因为——我根本不想逃。”
窗外的鸟还在叫。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很深很深的东西在涌动。
“林深。”他说。
“嗯。”
“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
“知道。”她说，“二百四十六封信。七年。每年七月十五。”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等的不只是你回来。”
她看着他。
“我等的是，”他说，“你愿意留下来。”
林深的眼眶又酸了。
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还是热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留下来。”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但我想试试。”
他握紧她的手。
“那就试。”他说，“多久都行。”
窗外，午后的天光慢慢变暗。
又要下雨了。
可林深站在那间工作室里，握着他的手，忽然觉得，杭州的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