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
南风窗：在《朗读者》中，你是怎么想到读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的名篇《论幸福生活》里那些文字的？你说致敬2002年北大山鹰社的那五个青年学子，你们之间有交集吗？
王石：我本人特别喜欢古罗马史。古罗马的一些文献人物、历史学家、哲学家，都在我的涉猎范围内。甚至觉得很多古罗马历史发展当中的人物、事件，对现在来说还有非常值得借鉴的意义。当然我也喜欢他们的很多诗文，比较符合我的口味。选择古罗马塞涅卡的《论幸福生活》也是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就把几段不同地方的文字重新编到了一起。
我和那几个学子间没有交集，但是和山鹰社是比较熟的。
我1997年开始决定登雪山，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全年就进行登山方面的训练，一直到了1999年开始登第一座雪山。2000年登珠峰北峰章子峰，7500米，登顶以后发现玉珠峰发生了山难，我们队撤下来后直奔青海搜救。当时北大山鹰社的社长曹峻，和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登山的山友也赶到了玉珠峰，也一块参加营救。这样间接地和北大山鹰社建立了联系。
北大学子出事时，我在德国很悲伤，但并没感到很特别，登山嘛，都要冒生命危险的。但是网上的反应99%是负面的，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去登，他们这样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国家等等。
那晚我就夜不能寐，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里主要说山鹰精神永存。登山就要是冒险的，虽然他们遇难了，但这种对未知的好奇，敢于冒风险去探索的精神，我认为应该认同。北京大学讲的是科学、民主，探险精神方面还缺乏一些，但是北大山鹰社的登山赋予了北大新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欠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欠缺的。虽然作为个体是悲剧，但是他们这样集体遇难，引起社会震动，反思，这种精神更值得肯定。
后来校方给了学生很大压力，基本禁止他们再登比较高的山。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还到学校和他们沟通，希望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继续在高山探索。
曹峻后来也到万科工作，再之后他辞职，专门从事户外探险工作。
2008年，我登希夏邦马峰。那个地方比较偏，而且也不是很有名的一座山峰，8000米。那年的希夏邦马峰，就两个队，一个中国队，一个西班牙队。我到了大本营一个礼拜，有一天队长站在门口说，有客人来访问你。我吓一跳，这荒郊野岭的一共就两个队，有客人来访问我？我一看是刘炎林，他是当年北大山鹰社的社长，山鹰学子遇难那年，他没在突击队，就幸免于难。他说准备给当年遇难的学子们建一个纪念碑。我们就一起选了一个地方，把石头搬到那儿，建了一个墓碑。
很多时候吧，我就觉得与登山的缘分，冥冥之中是一种命中注定。
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
南风窗：之前一直比较关注登山，现在关于运动，你的一个关键词是赛艇，这两项运动对个人来讲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王石：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登山是非常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潜台词就是我能你不能，我不但企业做得很好，还能登珠峰。你说登珠峰不得了吧，我还可以登第二次，还可以登第三次，它更多的表现是与众不同。当然，这个时代也很需要英雄主义。
我是2001年开始划赛艇的，因为登上了珠峰大家都关注珠峰。但真正把经济和公益结合起来是2012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赛艇对抗赛在牛津剑桥这两个名校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他们把现代运动也推广了起来。
从客观上来讲，因为到哈佛之后没有时间再去登山，你只能在校园里，但是你又喜欢运动，健身房又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所以我在哈佛做了两年的个人帆船。到了剑桥之后主要就是赛艇，校方知道我喜欢划赛艇，就把我安排到校队一起集体训练。剑桥是什么情况？33个学院，一个学院一个赛艇俱乐部，给我安排的是校队轻量级的。所谓轻量级就是有重量限制，没有重量限制我没法和他们一块训练，那都是一米九以上的个儿，体重都是90公斤以上，像我这样的70公斤不到。
这个训练非常系统，我突然发现，赛艇是非常平等的一项运动，如果你追求特别，就没法划了，效果也不好。我以前一直在划，但是都是我到哪儿教练陪着我划，我参加比赛时，都是和万科队一起，一般都给我留好一个位置，顶多比赛之前会练一练。
刚开始我有点担心，我是业余的，年纪又比他们大得多，担心体力跟不上影响他们的成绩。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很顺。为什么呢？他在迁就你，因为是一个团队，你跟我一块划我就要迁就你，要不就不一块划。
我慢慢体会到划赛艇运动，是个集体主义运动，不是平均主义，是弱的要往上赶，一定要赶，才不影响大家。强的就来迁就你，我让你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配角，所谓配角就是你体力不够，不能当动力手，能力经验不足，不能当领浆手。我现在是领浆手，因为别人的迁就，我提高了。领浆，很明显感觉又不一样，我根据他们的情况该慢就慢，该快就快，更多是照顾别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速度，大家力量往一块去使。
实际上这个社会何况不是如此呢？一个团队，一个公司，有能干有不能干的。以前，我就重视能干的，不能干的我根本不在乎他，现在就不是了，因为这是个团队。能干的不要太快，不能干的，人家都在兼顾你，你再多努点力。你会发现这个道理用在企业管理上是一样的。
那就有发现了。比如说我过去来开会，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一言堂，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每个人要不不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就一定要发言，发言无非就是左、中、右。有非常极端的，那就往回拉一拉，保守的，再推一推。为什么呢？文化是大家形成的，按照这个去做，工作效率就特别高。
这个就是登山和划赛艇这两项运动带给我的最大收益，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非常有意义，值得推广。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体会就更深了。我之前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我说我登上了珠峰，你说不得了你登上珠峰，那我就去两次，一次北坡，一次南坡，显得好像很无所谓，实际上是在显摆自己，这是不动声色地显摆自己。
爱上划艇不等于否定登珠峰，它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从功利心到不再计较
南风窗：4月份你宣布担任远大科技联席董事长，媒体称之为“复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王石：我和张跃（远大科技创始人）基本上算是同一代企业家吧，他创业于1988年，比我晚了5、6年。我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比如说我是属于对户外探险运动很疯狂的，张跃呢，买了国内第一架商务飞机，而且马上就开，你去哪儿他就做驾驶带着你去哪儿，吓死你。人的冒险精神体现的风格不一样的，他是另外一种冒险。
他身上有一种钻研创新精神，他做的产品一直在创新，不跟随不模仿，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自然、环保，对地球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
我在环保上很活跃，其实我是有功利心的。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讲，我做环保是一种比，比赚钱是一种比，企业家做公益做环保也是一种比。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他是首富，他又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巴菲特呢，他说自己做我不如你比尔·盖茨，干脆我把钱捐给你，这是比什么呢？比做公益，做公益更是一种能力的表示。不但要比谁更能挣钱，还要比谁对社会贡献大。应该说我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层次不好。
张跃非常纯粹，他做了很多让你感动的事情。比如，他喜欢玩机械，所以才买了商务机，但他意识到跟环保冲突时，他就停了。当他意识到食品不安全时，就建了1300亩的农场，种粮食、种蔬菜、养鸡养猪养牛，供食堂用，不是商品化，这样比直接采购至少要贵30%。他做的产品，都和环保有关系。他的方向非常清晰，就是生态环保。
现在万科也在借鉴张跃，我觉得我很活跃了，他是另一种活跃。
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更不在乎他在环保方面的地位怎么样，他不看重这些。
隔行如隔山，我们在一块会吵架，为什么呢？我是从市场角度，从可行性上，再从品牌的风险角度来看的，所以他觉得很好的东西，我不一定敢用。但是他很执着，不妥协，我们在一块吵架，吵了20年，现在依然是合作。
王石和张跃
南风窗：其实无论是金钱还是价值观，你的输出总有自己的姿态，但是社会给你带来的反馈可能未必很正面，当你认为在做一个正面输出，收获的是负面反馈时，你怎么想？
王石：我是有功利心的，所以，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一直对你评价非常好，突然跌落低谷时，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其实也会想到，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各方面，总是免不了有欢乐，也有悲伤，有被人家好评的时候，也有被人家误解的时候。
从人生的方面，很多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会感到庆幸曾经遇到了这些，如果不遇到这些，生活是不是平淡了点呢？正因为遇到了这些，你才能重新反思，重新认识，尤其已经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时候，你可能才意识到你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你是想象不到的，也有意外和惊喜。
我现在对过去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我不再计较了，给我更多的是鼓励或者鞭策。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痛苦经历都是财富。
南风窗：你曾经说你的时间分配是3331，比如说远大30%，华大30%，30%的公益，还有10%自己个人的时间，现在安排是否有些变化？
王石：有企业发展得好，如果我也能贡献一些力量的话，我就尽量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讲，应该说我90%的时间用于公益，10%是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所以应该把公益从90%调整到80%或者70%，这样，我的个人时间就能保持在20%~30%。比如说我希望尽快恢复我的访学计划，因为万科过去几年遇到的情况，我访学停止了一段，还要尽快地把它恢复，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2014年4月9日
我们金融博物馆的创始人王巍是去年登上珠峰的，我们是山友，我也上去珠峰了。上珠峰，对于我的过程来讲是非常有偶然性，因为1995年发现我的腰椎问题，医生诊断是随时瘫痪，医生说最好不要活动，最好坐轮椅。但我还可以活动，我的身体还没有瘫痪，不希望身体上已经瘫痪了，怕瘫痪就坐轮椅。当时我想说，我一定要去趟西藏。因为去西藏是当时的梦想，创业之后，是有条件去西藏的，但是一直在错过。我如果坐在轮椅上去西藏就很不方便了。1997年成行，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在西藏大本营遇到了一些朋友，与他们长聊，他说，你可以登雪山吗？我说，我可以吗？他说我可以。当然不能说一登就登山，可以从小的山一步一步登，珠峰也是可以实现。
回来之后我就锻炼身体，我想只要我没有瘫痪就要试着能够登多高。但是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能够登珠峰，登珠峰的事情是到了2001年。2001年我是50岁，就暗暗说要给我送一个生日礼物，50岁生日的时候要达到国家登山运动健将，比如说登到8000米，或者连续两座7500，2011年登的山也是7500，只要我能上去就是运动健将了，结果上去了，很顺利。
实话说是一山望着一山高，登山健将也达到了。我这里想说什么呢？人生有时候的目标不是很清晰，但是总要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目标达到之后会再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人生有的时候并不是在少年的时候有远大的理想，会想怎么样。有的名人成功以后讲少年怎么样，我是怀疑的。
登珠峰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高度，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高度，甚至认为了不起。但是这个了不起的理由我是很不服气，因为我们是七个登山队员有四个上去了，给我评价是中国年纪最大登顶珠峰的人，好像我的伟大是年纪太大了还能登顶。我为什么不爽呢？因为在我之前中国人登顶最大的是46岁，是一个西藏的专业队员，专门登山的。我是业余的，我又52岁，我为什么不服气呢？我是和国际上比，我登山那年最高纪录是61岁，而我是52岁，人家比我大接近10岁，我这算什么啊？这是在我登顶之前的记录，也就是在先后和我一块登顶又上去了一个日本老头是71岁，我的记录是52岁，人家是71岁。
我不服气，我说，你71岁登顶，我72岁再登一次。这才是本事，光和中国人比算什么本事。不能再到72岁登啊，我就想着60岁登一次，72岁登一次，59岁是正好是上海世博会，借着这个势头提前了一年在59岁上去了。很可惜，现在72岁的记录已经又破了，成为77岁。我就想，行，咱就把年龄延长到78岁。
去年王巍登顶珠峰的时候，创造了71岁登顶，77岁登顶的日本老头叫三浦雄一郎，80岁的时候又上去了，我一看就服了，我81岁要掂量一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有的时候还真别较劲，适可而止。
这是第一个顶点，什么是顶峰是相对的，真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服就不行，不服气是你和自己过意不去。我和三浦雄一郎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承认我不如他。那年也有人要破我的记录，就是我第二次登顶珠峰的时候，2010年，我59岁。那年超过52岁的中国人，有一个叫黄怒波，好像他是54岁，还有一个叫汪健是56岁，还有一个人叫孙敏（音），那年是57岁，我那年是59岁，就是那一年是高潮迭起，第一个上去的是黄怒波，第二个我是和汪健一队的。汪健说，王总我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晚我半小时再上去。我明白了，他先上去破纪录，过瘾后我再上去。他是56岁上去，之后我再上去。我没有表态，就在心里算，每次训练他总比我晚一个小时才到营地，我若再等他半个小时，就要等他一个半小时，到珠峰顶上要站一个半小时，你们想想那是什么处境？那是送死啊。
我心想，你让我等5分钟、2分钟，OK，你让我等一个半小时，那不是送死嘛。他要求我等半个小时登顶之后我再登，我没有表态就是我不答应。那天早上出发了，我们是晚上10点钟出发第二天早上登顶，我希望他能跟着我，我到时候高风亮节让他一把。结果根本看不到，就没有再等他了。
8点钟，我已经要登顶的时候，这个老兄站这儿呢冲着我笑，我比你早到20分钟。我一愣，我印象当中他没有超过我啊，怎么他先到了呢？我就反应不过来，因为登顶缺氧啊，我琢磨，我回忆当中没有超过我。出了大本营我问他，他说我8点半出发了，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看看顶峰的含义，一定你在顶峰有你的顶峰、条件，不要和别人较劲，真正挑战的是你自己，战胜的是你自己。怎么来衡量这个标准呢？衡量的标准是你的人生从很辉煌的时候跌到低谷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成功、成熟不成熟，一个人表现的一种能力是在低谷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