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年七迁
曾国藩从29岁翰林院毕业以来，10年间连跃7级，在官场上的升迁，可以用一个“顺”字来概括。
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内因是曾国藩本身的勤奋与努力，外因是他谦恭有度，朴素无华，深得老师穆彰阿的欣赏与大力举荐。
十年间的大事：
1.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穆彰阿的投降做派在仕林中颇引争议，唯独曾国藩大加赞赏。自此穆彰阿将曾国藩引为知音。
2.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迎来6年一次的大考，成绩优异者便可加官进爵。考试完毕走出考场，曾国藩与同僚对答案时才发现自己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在失望之际，却迎来了第六名的好成绩。原来总考官是穆彰阿。
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说曾国藩幸运，不如说他审时度势，找对了靠山。
曾国藩升迁如此迅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深得皇上欣赏。有一个故事：大清到道光皇帝时，国库青黄不接，于是道光皇帝登基，便严禁奢靡之风，将节俭作为治国第一要义。那次大考后，皇帝接见曾国藩，看到他官服上打着补丁，龙颜大怒。中国翻译师分析自己的收支状况，反倒把皇帝哄乐了，将曾国藩标榜为奉行节俭的榜样。自此之后，曾国藩平步青云。
3.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被钦点为四川省乡试的主考官。他同为学子出身，深知他们的不容易，同时身为朝廷命官深感皇恩浩荡，必须把皇命办好。因此在此次乡试中，曾国藩做了三件让莘莘学子感动不已的事情：
1）考前巩固考棚，给考生们一个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
2）那年正值夏天，预防考生中暑，命人在考棚各处放置冰水消暑。当年无一人中暑。
3）以上费用均由曾国藩自己掏腰包。
十年七迁，升官如坐直升机，但曾国藩却从不敢得意忘形，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亘古不变。”的道理，在这期间他的“谨慎”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风在京城做官十的属性日记诗文都还保留至今，除了他偶尔在文中表现出的因升迁而带来的得意之情，更多记录的则是他的失望不满，而颓丧之语。哪怕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这样的沮丧情绪也是随处可见。
二、不同流合污的谏言者
虽然道光帝有宏图大志，要彻底对大清王国来一番革新，但历史的滚滚巨人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操控的大清王朝的颓势已不可阻挡。
曾国藩身居翰林的时候，他官小位卑，对国家大政没有发言权，等他位列朝中要位的时候，却发现大清的腐败与黑暗牵一发而动全身，已动不得。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帝即位。他决心整治大清顽疾，革职投降派。并推崇建言献策。
曾国藩似乎看到了大清复兴的希望，因此经深思熟虑，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京城官员的作风问题。
此言一出，哪位京官不把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
可曾国藩为官清廉，也训诫他的家人们“不靠做官发财”，因此，曾国藩自有他的底气足京官划清界限。“水满则溢，人满则忌。”曾国藩太明白这个道理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谨慎，他才有如此底气给咸丰帝进言吧。
三、得罪皇帝与朝臣，无奈回乡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起义，清军节节败退。当时清军已腐朽不堪，加上大清财政拮据，曾国藩谏言，提出裁兵，节饷，加上军事训练三项措施。可咸丰帝漠然。
太平军如火如荼，一路向北，面对危机，曾国藩将矛头直指咸丰帝，直指他三大缺点：
1. 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却疏于大计，发往应战的官员不当。
2. 批评咸丰帝喜欢表面功夫，不求实际。
3. 批评咸丰帝出尔反尔，刚愎自用。
曾国藩想通过自己的举动，让皇上兢兢业业，从而断绝自以为是的思想萌芽，肃清官场上阿谀奉承的风气。无奈龙颜大怒，险些人头落地。自此以后，曾国藩再无憨直之言，也再没受重用。
琦善，满州正黄旗人。在鸦片战争和谈中，瞒着道光帝私许割让香港，并大额赔偿英军“损失”。被革职查封。他又通过贿赂重新被朝廷重用。咸丰帝即位，由于再次犯事被革职查办，主审是曾国藩。琦善虽获罪，但他在京城关系网复杂，为他拉拢关系，求情的官员很多，但曾国藩不畏强权，最后将其定罪。
这无异于与众多官员公然为敌。从此曾国藩在京城被孤立了，他请求回乡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