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路口买无花果丝，也记得夜间看萤火虫。我记得在走廊里下飞行棋，也记得雨中踏起飞花。那时分明有着同样的课本同样的玩伴，命运却不知在哪里分了岔。
冬季的寒风从西伯利亚来。不知是谁起的头，老老少少都把北边的那一排瓦房叫做西伯利亚。有一年，阿朱和她的奶奶从别的镇上搬来，住进了那里。我们去找她，有时空手去，有时带上贴纸扑克牌飞行棋，小孩子的时光太慢太长了，一个下午怎么都耗不去。暑假里坐在她家竹席上，电视上播的是正当红的《还珠格格》，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小燕子和紫薇谁更好看。阿朱的奶奶提过来一篮荔枝，才摘下不久，新鲜得很，大家就吃着荔枝继续争论。
班上早读时，总有那么几个爱玩闹的男孩子不认真。他们会一边嬉笑着一边用白话将课文念出来。女孩子们才不和他们胡闹呢——我们躲在西伯利亚悄悄念。阿朱翻开语文书，我和她一起用白话念课文，两个人都念得磕磕绊绊，为了“想”字究竟该怎么念而争执不下，只好随便糊弄，憋着笑认真念下去，从“一去二三里”念到了“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阿朱带我去看过她家的铺子。从西伯利亚一直走到镇子的南边，昏暗的房间里几个女人埋头做针线活，见我们进来，只抬头招呼一声，又继续忙活了。阿朱的爸爸坐在办公桌后不知在忙些什么，神色淡漠得很。“这里不好玩，我们走吧。”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阿朱的爸爸，此后在西伯利亚的日子里，阿朱的亲人只有她的奶奶，以及她后来新添的弟弟。
大人们午睡的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们围在一起画画。阿朱顶着大太阳走进来，她提议一起下棋，却没有人愿意放下画笔。她一向是不画画的，可是最终也坐下来了。大概是因为她已经明白了，玩伴们来得这样齐的聚会，缺席的那个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孤立。这个院子里一同长大的孩子那么多，只有她是半途搬来的那一个，纵然大家很快玩闹在一起，却终归不一样。
比如我们流水价换的游戏卡带，比如我们色彩越来越繁杂的颜料，阿朱只有那张贴在门上的、泛黄的小燕子的贴纸。出于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原因，总之，阿朱抢在我们前面长大了。
后来阿朱去了镇子的南边，和爸爸住在了一起。西伯利亚少了孩子们的足迹之后很快萧条下来，遍地都是瓦砾，穿堂风从这一头吹到那一头，空空荡荡，没有回响。再后来，西伯利亚就拆除了。大人们指点江山：“这里要建楼喽！”
不久之后我也搬走了，却是沿着西伯利亚的方向往北边的陌生城镇去，从此就与阿朱失去了联系。等再与她联系上，已经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原来她早已辍学离家打工，远嫁福建，在偏僻的城市生下孩子，却没有正式的工作，终日在厨房与孩子之间消磨。我惊讶得指尖都在颤，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一别十年，这没有一同走过的十年，我连她变成了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明白她的心思。我只好拣了个普通的话题：“今年过年回来吗？”
“哪里是想回就能回的呢？”
阿朱简洁地叙说这些年来的坎坷，平静得好似旁观者。“哎，你记得西伯利亚吗？我们那年一起念过的：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我当然记得，不仅记得，还总算明白了“想”究竟该怎么念。只是冬季的寒风依然从西伯利亚来，西伯利亚却已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