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跻身士林，步入仕途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一年多，到道光十四年秋，他从岳麓书院肄业，再次参加湖南乡试。这次，他很顺利地考中了举人。但在后来的会试正科、恩科中接连落榜，再等到下一次会试是在两年之后。因家中经济状况无力再支撑长子继续在京城，曾国藩只得黯然回乡。尽管回家，但那一段短暂的京城生活开阔了曾国藩的视野与胸襟，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计晨昏地日夜苦读。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到京城参加会试。当时家中更趋寒苦，但进京的盘缠都是亲戚们东拼西借而来。所幸，这一次他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七岁，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出一个进士的历史，让他的父辈们彻底扬眉吐气。但曾国藩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若不得点翰林，仅在京城做一个无名的小穷京官也没什么意思。同年在一位叫劳崇光的翰林院编修的劝慰下，强力挽留他并让曾国藩留下来参加了朝考，虽然笔试成绩不佳，但面试却让人刮目相看，博得道光帝的赏识。曾国藩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面对前来贺喜的亲朋，祖父曾玉屏并未被那份喜悦所迷惑，依旧日日早起，洒扫庭除，养鱼养猪，辛苦不辍，让还沉浸在功名喜悦中的曾国藩有一种深深的触动。启程北上前往翰林院庶常馆深造前，曾国藩去向祖父请训，祖父略作沉思，这样对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2． 入不敷出的穷京官曾国藩的座师是当时的大学士穆彰阿。曾国藩的名字就是由他改名的，曾国藩之前叫曾子城。但穆彰阿觉得子城这个名字太小气，遂为其改名为国藩，取“做国家藩篱栋梁”之意。穆彰阿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优点与缺点、成绩与罪过、成后人的褒贬臧否都很突出。但不论怎样，对曾国藩来说，他的意义非同寻常。没有穆彰阿的发现与举荐，也许就没有历史上的曾国藩。曾国藩对同乡同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始终贯穿一个“谨”字，即与他们不远不近保持距离，不过分亲近，但又要尽同乡之谊。与曾国藩在同一科考取的举人、进士，他们曾经在相同的考场上奋笔疾书，也曾经共同经历过希望与失望的煎熬。对于这些人，曾国藩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甚至认为，同学情谊是亲情之外最为深厚的情谊。对同学，他主张有求必应、尽力而为。事实证明，这种恭敬有别、亲疏有度的交际法则，在曾国藩后来的人生路上帮了他大忙。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这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千载一遇”。然而，那份喜悦却又如此短暂，曾国藩很快被沉重的现实敲醒。在大清，尤其到了道光年间，京官们的薪俸极低，消费却极高。没有公房和公车，要自己花钱租房、备轿，连官服都要自己去买。曾国藩去京之前在家乡逗留了近一年时间，不断走亲访友只为收敛一点到京城做官的礼金，这也实属无奈之举。曾国藩当时的年俸连房租都不够，何况还有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以及他在官场上的种种应酬。但彼时应酬之风甚盛，进京前两年，他几乎把时间与财力都浪费在这样的应酬上，后来他痛下决心，决定远离这样的欢宴场。并在门上贴告示，不参加任何应酬。结果此举引起众怒，被人鼓动御史上折参他，且随便找一个理由“办事糊涂，办差敷衍，奏请将其革职”。结果曾国藩被革除实职，由翰林院检讨变成了修补。做官需要交际资本，可曾国藩却穷得只剩下一身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