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当时的苏联最高统治者是赫鲁晓夫。这年的12月，赫鲁晓夫去参观莫斯科的绘画雕塑艺术作品展，里边就有涅兹维斯内的作品，赫鲁晓夫指着涅兹维斯内的抽象派作品大声指责：“这简直是诲淫作品，就是用一头毛驴，随便用尾巴甩几下，也能比这好很多。”涅兹维斯内忍无可忍地直言反问赫鲁晓夫：“您不是艺术家，又不是评论家，您不懂艺术，凭什么这样无理说话?”
如此敢于顶撞苏共总书记，在那个年代可谓胆大包天。赫鲁晓夫闻之大怒：“我是矿工时，你说我不懂，可以理解，我当基层干部，你还可以说我不懂，也可以原谅，可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这样一段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谬论，弄得所有在场人哑口无言。
这是历史，但真比笑话还搞笑。
这背后的逻辑是，权力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掌握了权力，亦即掌握了真理。
这事不仅仅发生在苏联，也不仅仅发生在现代，在专制制度下，这样的故事一轮轮的上演着，从不停歇。
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
《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
特别是汉宣帝以皇帝之尊公开贬低公羊学，尊崇毂梁学，以个人好恶影响了儒学的发展。（“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欲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
看，在这里，中国的皇帝，不但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学术权威。
顺带说一句:实际上，中国皇帝还是最高宗教领袖。最典型的例子是宋徽宗。他崇奉道教，推崇“静为依归”，大建宫观，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本人还让大臣尊他为“道君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道教最高教主。
反过来说，在集权专制制度下，只有符合权力要求的学术才能有生存的机会。这样的学术，必然要改造自己以迎合权力的需要。不要多长时间，它就变得面目全非，找不到“初心”了。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就这样一代代的异化着。
现在听到很多人提出要恢复儒家传统，我都挺替他们担心的，到底是要恢复哪个时代儒家的传统。
也有可能是我多虑了，可能最终出现的是新新儒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