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陈守义，是十里八乡最后一个电影放映员。
这个“最后”，不是因为他技术最好、放得最久，而是因为别人都不干了，只有他还守着那台老掉牙的16毫米放映机，像守着一个不会醒来的梦。
我第一次看舅舅放电影，是六岁那年夏天。
那天傍晚，舅舅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到我们村。后座上绑着两个铁皮箱子，箱子上印着红色的字——“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车把上挂着一块卷起来的白布，银幕。村里的小孩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跟在自行车后面跑，边跑边喊：“放电影的来啦！放电影的来啦！”
舅舅把银幕挂在村口的两棵白杨树之间，四角用绳子绷紧，白得像一块巨大的豆腐。然后他从铁皮箱子里取出放映机、扩音器、喇叭、电线、胶片盒，一样一样摆在那张借来的八仙桌上。他做这些的时候，表情专注得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做手术。
天还没黑，村里人就搬着板凳来了。老太太们占前排，孩子们在银幕前面追打嬉闹，男人们蹲在后面抽烟，女人们嗑着瓜子聊天。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
舅舅调试放映机的时候，一束光打在银幕上，白光晃晃的，孩子们就伸出手在那束光里做各种手势，银幕上出现兔子的影子、狗的影子、鸟的影子。舅舅也不催，笑眯眯地看着，等天完全黑透了，才慢悠悠地说一句：“坐好了啊，开始了。”
放映机咔嗒咔嗒地响起来，银幕上出现了画面。那天放的是《地道战》，黑白的，可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敌人进村的时候，老太太们急得直拍大腿；八路军打胜仗的时候，男人们叫好鼓掌。我坐在舅舅旁边的小板凳上，仰头看着那束光从放映机射向银幕，光柱里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舅舅的手搭在我肩膀上，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眼睛盯着银幕，嘴角微微上扬。
那是他在我记忆里最清晰的样子。
从那以后，我就盼着舅舅来。他每个月来我们村放一次电影，有时候放《少林寺》，有时候放《庐山恋》，有时候放《神秘的大佛》。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一包瓜子或者两颗水果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塞进我口袋里，用粗糙的手指按了按我的口袋，低声说：“别让你舅妈知道。”其实舅妈根本不拦着他给我带吃的，他就是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仪式感。
我十岁那年暑假，在舅舅家住了一个月。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个月。
舅舅的放映员身份在当时是很吃香的。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他，走在路上常有人跟他打招呼：“守义，啥时候来我们村放一场啊？”舅舅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翻开来看看排期，说：“下个月十五，你们村排在十五。”那人就满意地点点头，走了。
舅舅带我去放电影。他的二八大杠前面横梁上坐着我和放映机——我抱着放映机，舅舅蹬车，后座上绑着铁皮箱子。乡间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我屁股疼，可我一声不吭，因为舅舅说了，放映员的孩子不能娇气。其实我不是他的孩子，可他说这话的时候，那表情认真得像在宣布一个任命。
到了别的村子，舅舅架银幕、调机器，我就在旁边帮忙搬凳子、拉电线。村里人夸我：“老陈家的小放映员啊！”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挺起胸膛，好像那台放映机也有我的一半。
电影散场后，舅舅不急着走。他把机器收好，点上烟，坐在八仙桌旁边，跟村里几个老人聊一会儿天。他们聊庄稼、聊天气、聊东家长西家短。我困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舅舅把我抱起来，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用一件旧军大衣把我裹住。自行车在月光下吱吱呀呀地响，我半梦半醒间听见舅舅哼着一支老歌，调子很慢，像风吹过麦田。
后来我才知道，那支歌叫《草原之夜》。
好日子没过几年，电视就普及了。
先是村里有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到了晚上，一村子的人都挤到那一家去看《霍元甲》和《上海滩》。后来电视机越来越便宜，家家户户都买了，彩色的大屏幕的，比舅舅的白布银幕清晰多了。再后来，VCD、DVD出来了，人们在家就能看电影，想看几遍看几遍，还能暂停、回放，谁还愿意搬着板凳跑到村口去喂蚊子？
舅舅的排期本子越来越薄。从一个月放二十场，变成十场，变成五场，变成两场。有时候他骑了十几公里到村里，银幕挂好了，机器调好了，等到天黑了，只来了三五个老头老太太。舅舅还是把电影放完了，空荡荡的打谷场上，银幕上的演员在说话，喇叭的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像个孤独的幽灵。
我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有一次舅舅来我们村，只来了十几个人。我坐在他旁边，看见他往场子里看了好几眼，目光扫过那些空板凳，然后转回头，继续盯着银幕。他没有叹气，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夹着烟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那场电影放完，舅舅收机器的时候，我帮他把电线一圈一圈地绕好。他忽然说了一句：“以后可能不来了。”
我愣住了，说：“为什么？”
他没回答，把那盘电线塞进铁皮箱子里，盖上盖子，扣好搭扣。月光下，他的侧脸瘦削、黝黑，颧骨很高，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他那时候才四十出头，可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人。
后来舅舅真的不来了。乡里的放映队解散了，放映机被收回去，胶片也被拉走了。舅舅在家闲了半年，后来去镇上找了个活干——在砖瓦厂搬砖。
我去看过他一次。砖瓦厂的车间里灰尘很大，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疼。舅舅戴着一顶破了边的草帽，脸上蒙着灰，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看见我，把手套摘了，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两颗糖塞进我手里。还是那样，用粗糙的手指按了按我的口袋，低声说：“别让你舅妈知道。”
我攥着那两颗糖，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说舅舅你别搬砖了，可我说不出口。不搬砖他干什么呢？他只会放电影。可现在已经没人看电影了。
舅舅五十二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肺不好，医生说跟他在砖瓦厂吸了太多粉尘有关。他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不少钱。我去看他，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颧骨更高了。他靠在病床上，看见我来了，笑了一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颗橘子。
“吃橘子，”他说，“你舅妈买的，甜。”
我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一半，他摇摇头说不吃，说没胃口。他自己不吃，却一个劲地催我吃。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舅舅假装没看见，把头转向窗外。窗外是医院灰扑扑的院子，一棵梧桐树上落着两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
“舅舅，”我说，“你还想放电影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他慢慢转过头来，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像放映机打开时那束白色的光柱，穿透了满室的尘埃。
“想，”他说，“可想呢。”
出院后，舅舅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事。他花了两千块钱，从旧货市场淘了一台旧的16毫米放映机，又从一个倒闭的县电影公司仓库里买了几盘旧胶片——《少林寺》《庐山恋》《白毛女》《地道战》，还有一盘不知道是什么的，标签模糊了。他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在自家院子里竖了两根木杆，挂上那块旧银幕。
舅妈骂他：“花两千块买个破烂！你那放映机能当饭吃？”
舅舅不吭声，把放映机擦得锃亮，给齿轮上了油，把胶片一盘一盘地倒过来检查。他用棉花蘸了酒精，一格一格地擦镜头，擦完对着光看，镜片上没有一个指纹。
那天晚上，舅舅在自家院子里放了一场电影。观众只有舅妈一个人。
我后来听舅妈说，舅舅把那盘标签模糊的胶片放上去，银幕上出现的画面让两个人都愣住了。那不是故事片，是一部纪录片——八十年代初拍的，内容是县城的老街、集市、学校、工厂。镜头慢慢扫过街上的行人，忽然定在了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身上。女孩穿着一件碎花裙子，站在一个卖冰棍的摊子前，正笑着接过一根冰棍。
舅妈看了三秒钟，忽然捂住了嘴。那个女孩，就是二十多年前的她。
舅舅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这盘胶片，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工夫把它弄到手。他没有说，舅妈也没有问。他们就那样并排坐在院子里，看完了整部片子。月亮升起来，银幕上的画面一帧一帧地跳过去，那些早已消失的街道、早已老去的人、早已被遗忘的时光，全部活了过来。
舅舅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躺在堂屋的竹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旧被子，手边放着那台放映机。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可他的眼睛是亮的。他指了指放映机，又指了指我。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把放映机搬到他面前，把镜头对着对面那面白墙。没有银幕，没有喇叭，没有观众。我把那盘标签模糊的胶片装上去，用手摇着倒带的手柄，一格一格地转。没有电，没有光，没有画面。
舅舅看着那面空白的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那年的秋天，我回了一趟老家。舅舅去世三年了，舅妈把那台放映机和那些胶片一直留着，放在堂屋的柜子上，落了一层灰。
我把机器搬到他生前放电影的场院上。场院已经荒了，长满了草，只有两棵白杨树还在。我把银幕挂在两棵树之间，接上电源，调试好机器。村里没几个人了，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老人稀稀拉拉地来了几个，搬着小板凳坐在场院里。
我把那盘标签模糊的胶片放进去，按下播放键。放映机咔嗒咔嗒地响起来，一束光打在银幕上。光柱里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
银幕上出现了八十年代的县城老街，出现了扎马尾辫的舅妈，出现了早已拆掉的电影院，出现了年轻时的舅舅——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铁皮箱子，正朝镜头走过来。他走得很慢，脸上带着笑，阳光打在他身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坐在放映机旁边，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像舅舅当年那样。
风吹过来，银幕轻轻晃了一下。银幕上的舅舅还在走着，走过了三十年，走过了砖瓦厂的灰尘，走过了无人观看的夜晚，走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朝我递过来。
我伸出手，什么也没接到。
可我觉得手心里，有一颗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