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年中最愿意掰着指头算的日子就是过年了，那会儿快乐的原因也简单，就是一到过年可以有好吃的，能穿上一身新衣裳，再有就是会有几毛钱的压岁钱。
9岁那年，父亲在老家寻人批了一块宅基地，据说是大伯和父亲走了多半天找得，是一块少有的，只要是晴天全天都有日照的向阳湾。全家人得到消息都很高兴，觉得不用再看房东脸色，天天担心会被房东找理由撵了，不用再过那种搬来搬去的日子指日可待了。但高兴之后，还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是要盖新房，也意味着本就拮据的日子，更紧巴了。
那时，母亲还在厂里当工人，父亲在队上挣工分，对上早下工了或是刮风下雨不用去队里，父亲会接点零活贴补家用，我们几个小将也没闲着，姨家有猪下崽了，抽空也拔点草，拣点菜叶什么的，指望着过了满月能捉一只过来。母亲看着我们有心，也下了噱头，说到年底要是谁考试得了双百，就给谁买件新褂子。
那年，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充实而忙碌，父母一门心事想着攒钱盖房子，我们姐妹几个加紧学习，为了双百，也为了能买件心仪已久的新衣裳。
说来也怪，那个期未家人都以为能得满分的是大姐，因为在学习上她一向是拔尖的，母亲大概也是这么想得，既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了，又能名正言顺地给大姐添件新的，依次再往下排。但到了出成绩时，就不镇定了，大姐的卷子有一门因为一个小错扣了一分，而一向成绩平平的我，却异外的得了双百，大姐拿了成绩单后，大哭了一场，之后变得不爱理人了。
到了准备新衣服时，姨送来了一件酒红色姨姐九成新的衣服，给大姐，因为她俩个头相仿，母亲如约给我买了那件红色的大衣，小妹也是大姐上年替下来穿过一次的衣服，当衣服摊到炕上时，大姐二话不说，抢了那件新的锁柜子里了，我也想着上前抢来，一是劲小，再就没有任何前兆还有这茬，只能是在边上哭得份，这样一场本以为是欢乐颂的格局就变成了战火纷飞的势态。
那会儿到了年根，盖房的工人也要结款回家过年，家里开支尽了还是不够，印象中是从姨那儿借了钱才将工钱的事了了，晚上偶尔醒来，看着父母相互对视，在那儿长吁短叹的，一家人的生计沉甸甸压着，让过年忙碌的气氛更加低落了。
新衣服的事，自那天闹过一次，谁也没在提起过，父亲那段从早忙到晚，见不着人影，母亲也有两日没有回来，家里的大小事就托付给姨来照顾。那天，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时，说是替了几个班，多挣了点加班费，给我和小妹一人买了一双新棉鞋，姨心疼地看着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们几个一眼。
到了除夕那天，父亲匆匆忙忙赶回来，在院里堆了旺火，启盼着能给明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博个好彩头，点了旺火之后，响过开门红的二踢脚、麻炮、鞭炮后，大院里孩子们就忙开了，家家户户挨个串门去挣糖蛋蛋和瓜子花生，那时女生们以收集糖果纸为时尚，每到过完年，可以攒上厚厚地一沓子，足够在小伙伴们跟前炫一阵子了。
父母那天估计也只是小眯了一会儿，早早起来一家人包饺子吃，吃过后父亲赶工去了，他说过年这几天给得工钱多，赶上几天，把饥荒还一下，母亲也收拾完去班上了，大年初一去广场出新只得是姨带我们去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广场上人山人海的，大家都穿得崭新，家里有牛有羊的，都赶了去，晒一下一年的新气象。老姐妹们碰了面，拉拉家常，小姐妹们攀比一下各自的新衣裳，那个场面呀，赶得上赶集了。姨姐的那件衣服被姨改了一个，扎了边，卡了腰，搭了条腰带，变成裙，再搭上母亲给买得那双裹了毛边的棉鞋，倒成了那年最出彩的，婶子大娘们碰上了，都是夸我的衣服好看，小姐妹们也是一脸艳羡的目光，那天自已也真攒足了风头。而姐姐穿得那件，因为不太合体，出新回来后，袖子那儿就被撑开了，气得又哭了一气，也不敢再发威，乖乖换上旧衣服干活去了。
那个假期，姨从亲威那捉了一公一母两只兔子回来，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就关在笼子里，姐妹几个轮番喂着，有的去捡菜叶子，有时拿了簸萁收拾土豆皮或旧土豆，煮熟了去喂，就指着多下几个小兔崽，多为家里出一份力哩。开学时，房东嫌院里有味，太乱，只得卖掉了，那年好象价也不错，姐妹几个开学的学杂费就够了。
长大后，有一次和母亲闲聊起那件事，说起那年也不是非要件新衣服，那么辛苦，母亲笑了，说答应了的事，就得去做，那刻不知怎么地，眼酸得，就想落泪。
再以后随着我们各自工作成家，家里的生活也是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好了，当年盖得那处新房子，也在旧城改造中换成单元楼，那件衣服还有那双鞋也在辗转搬迁中，早已不见踪影。
而9岁那年过得年，那年的那身行头，却永远沉积在了记忆深处，当然随之沉甸下来的还有父母的言传身教，在最初对于诚信，对于在困难时家人抱团，守望相助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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