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乡的村子在许昌县和鄢陵县的交界处，七十年代，周围村庄的家家户户都是靠烧“地火”做一日三餐。“地火”使我们一带的称呼，是在一个泥土做的锅台上架一口铁锅，下面烧柴那种。根据季节不同，炉膛里的柴变换着不同的种类：树叶，玉米芯、各类秸秆、树枝等等，五花八门。孩子们放学后，趁天未黑之前，都要提上篮子到地里割草或者拾柴。
煤对于故乡来说，是一种奢饰品。毕竟对于农村来说，用柴来烧火是不需要花钱买的。但柴又它的不足，不耐烧，往往一顿饭下来，要烧一大堆才行。遇上雨天，柴湿了水，难以燃着，烟气也很大，厨房烟气更是排不出去，惹得做饭的母亲被烟熏得两眼通红、不停流泪。孩子们所做的就是“烧锅”---就是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拉动风箱煽火。
到了秋天，种下麦子，农活少了，辛苦了大半年的庄稼人，才会舍得花上几块钱，到山上拉上一架子车煤，以备春节期间使用。
我的村子据311国道大约四华里。七十年代，311国道有七八米宽两个车道，两边长着高大的杨树，公路上车不多，多是三五成群、七八成行的拉着架子车拉煤的队伍。老家附近产煤的地方有平顶山、登封和禹县，东边的鄢陵、扶沟、西华等地也到这些地方拉煤，311国道是必经之路。
父亲那时四十出头，他约上几个村上的人也一起上山拉煤。出发前的晚上，妈妈和姐姐会支起鏊子，给父亲烙些玉米面饼子，用布袋装上，做父亲路上的干粮。
父亲他们天不明就出发了，靠两条腿拉着架子车，行走一二百里路，根据取得地方不同，来回大约三四天时间。到了煤矿，他们支起带来的秸秆做的草围。一辆架子车一般能装800-1200斤煤，大概几块钱吧。装完煤，他们一起便开始赶路。
311国道两边逢村子或镇子，路边总有卖茶水的茶摊和干店。茶水2分钱一碗父亲他们是舍不得喝的。天冷赶不到家时他们会住进干店。干店是一种最简易的旅店，主要顾客是路上赶马车或者拉煤的苦力人。房间里除了一个煤火和用秸秆铺的大通铺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花两毛钱可以住上一晚。父亲和他的同乡们住进干店后，可以用热水泡一碗带来的干粮，顺便泡一下疲惫的脚。
天刚蒙蒙亮，他们又开始赶路。途径的镇子上正好又早集，一个卖胡辣汤的小贩跳着两木桶胡辣汤经过父亲他们的队伍，胡辣汤散发出来的香气，让每个人都吞咽着唾沫。同行中一个外号叫“长脖大雁”的大个子汉子，对着卖胡辣汤的小贩自言自语地嘟囔：“这胡辣汤真香，如果让我喝，能喝上一桶”。不料，碰到的卖胡辣汤的小贩是个抬杠的主，回头对“长脖大雁”说：“爷们儿，你要能把我这一桶喝完，我不要你钱”。
“真的？”
“真的！”
于是，一场好戏上演，“长脖大雁”蹲在路边，不急不慢，小贩盛一晚端上，他吹着热气，一会喝完，再盛，再喝。附近拉车的、赶集的、走路的一会围了一大圈，纷纷凑上来看热闹，约一顿饭功夫，眼看一桶胡辣汤已快见底，小贩陪着笑脸对“长脖大雁”说：“这位大哥，我输了，你给我剩点吧，要不村上人谁回去告诉我老婆，我得挨骂了”。
母亲她们在家总计算着父亲他们回来的日期，每当他们快回来前，母亲会让姐姐或者我去接父亲。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叫“接煤车”，就是带一条绳子，顺着父亲他们回来的路，走上一二十里，直到碰到父亲。我们会把带的绳子，一头系在父亲的煤车上，一头搭在自己的肩上，减轻一下父亲的负担。父亲总能剩下一张饼，留给我们孩子接他的人吃，他好像知道，我们走十几里路一定会很饿的。
每当我怀念故乡的炊烟时，我总能看到在混暗的厨房里烧锅的姐姐，灶台里的火光映红了她稚嫩的脸颊，烟气熏得她睁不开眼，脸上被手揉得一块块灰斑；我看见妈妈，她忙碌在厨房里，用最普通红薯，变幻地给全家做出各种不同的食品。
感谢父母，在那么艰辛的岁月里，他们用汗水和辛勤，养活了我们姊妹五个，并让我们得到了应有的教育。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