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也许是清明将至，这几天，我反复记起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中写的那句话：“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言，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回忆长辈们走的那一刻，是我对他们深长的思念。
进入不惑之年后，死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关于死亡的记忆同样如此。死亡是公正的，但其本身却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有时被巨大地连成一体的悲伤，我怕时间久了，会覆盖我对个体的记忆。
一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走的家人是太婆。那年，我好像六岁。
那个冬夜，极寻常，太婆吃完晚饭后早早睡下，让人意识不到是接近最后的时刻。她的睡屋在我们的楼下，其实就是灶屋，也是吃饭的地，与我们的睡屋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楼板间还有好多缝隙，如果静下来，可听得见对方的喘息声。
半夜，天黑得最沉，从脚下直铺到天边。睡梦有时看似平静，让人以为是永恒，却经不起一丝触碰。
突然间，楼下传来太婆急促呼喊父亲的名字，说她要“走了”。那几声喊，割断了时间，又凝固了时间。我本是应该听见的，但记忆里没有一点声音。从父亲听见太婆的喊声后冲到楼下，只不过是一、二分钟，却已是隔了阴阳。
剩下的半夜，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哭声一片一片的，有点混乱，堂屋的每个角落好像都被堵住，寒冷使一些人蜷缩着跪下。我只记得我一直没有下楼，直愣愣地醒到天亮。那是我第一次接近死亡，如此的近距离，却啥也没看到。
太婆，白发青布的质地，很干净，没有一点老人的“幽深”。那些年，父母要上班，我有时被塞进太婆的被窝里，没有闻见一丝属于老人的气息。太婆是家里最疼爱我的最年老的长辈，我称她“阿太”。她炒的米面我最喜欢，不过也就是用猪油、酱油把面炒熟，带点土黄色，但我一直觉得是专门为我做的，很是奇怪。后来，太婆逢人就说，我喜欢吃她炒的面。
送太婆走的那天，我竟然不懂悲伤，只是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日子里，只要灯一熄，我就感到窒息的黑。
二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白炽，灼人。
下午，是我大二期末最后一门课的考试。我在学生宿舍午睡，半醒半梦间，一激灵地被值班室的师傅催促去接电话，特别烦人。
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三叔遇车祸，走了。我一下子醒了。
三叔走的前夜，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里是白天的景象，却沉得晦暗。我放暑假回家，不知为何，直奔老宅。按理说，我已好些年没住那地了。
小时候，因为老宅的堂屋是族人尊祖祭祀的地方，让我一直觉得神秘、纵深，并随着年龄加重。一道台门挨着一个天井，在台门与天井的两侧，是一间连着一间的住屋，老宅的最深处是堂屋，堂屋的隔壁是我家的住屋。
这次梦里回老宅，刚进二道台门，心好像一下子被蒙住，没了活气。在第二个天井里，呈三角状地摆着三张床，上面铺着三领草席，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听不见。噩梦惊醒，我直觉得浑身发硬，油光光地冷。
三叔肯吃苦，善经营，做事有分寸，是个精明人。早年，他在一家糖酒烟店做事，后自谋生计置起水果摊，虽然辛苦，但生意不错。几年后，镇里建自来水厂，不清楚他怎么进的厂，还成了骨干。那时，水厂刚起步，记忆里总见他戴个“凉帽斗”，顶着烈日走村入户，铺设水管。他遇车祸那天，正是夏日的上班途中。一辆满载黄砖的拖拉机，在坡路上倒车撞了他，黄砖压了他的头。
考完试的第二天，我一早从学校往家赶，到家已是晚上九点。三叔的灵堂没有设在老宅的堂屋，跟我梦见的不一样。那口红里透黑的棺材矗在他生前不足十多平米的住屋里，把周围的一切都压了下去，缩小了下去，除了形体，还有声音。顿时，我的泪水胡乱地流在脸上。
多年来，那夜的梦境，我一直挥不去，三叔的走，与它有关吗？
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在山东龙口港吞噬了姨父。
姨父原是海运公司职工，走南闯北，沿江沿海，走了一辈子的船运。也许是长年生活在船上，姨父寡言少语，但心思细腻。小时候，姨父每次回家，总不忘给我们带些土特产，最多的是福建的油柑、李干，特别是油柑，那种由涩转甘的味道，我最是喜欢，尝一粒，即可满口生津，神情振奋，有点像姨父的脾性。后来，海运公司经营不善，姨父不到退休年龄即下岗，为了生计，他没歇多时就受雇于这家私人的海运公司，操起旧业。听说，出事的那年，姨父已经有了退出的念头。
那次遇难，是一个狂风骤雨的冬夜，姨父受雇的运输船从广东汕头开往山东莱州，途中突遇冷空气，为避险而进龙口港抛锚，不曾料想，紧急进港时发生险情，船只沉没，仅1人生还，包括姨父在内的13名船员全部遇难。那天，姨父与家里人还通了电话，说过几天即可回家。
当噩耗传来时，已是次日上午。我们无法想像也不忍想像在那个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深夜，在茫茫的大海上，姨父是怎样沉向海的最深处。
三年后，姨妈让我当她的委托代理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姨父死亡。三个月后，法院下了判决。
那份判决书，从此背上了姨父的魂魄。
四
二叔瘫痪在床十年，与病魔抗争了十年，走的时候骨瘦如柴。
在所有的家人眼里，除了父母，二叔对我最好，视如己出，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一直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他是不该早早就毁了自己的。
二叔只上了小学，十四岁就当了邮递员，担起送报投信的活计，走遍了小镇的角角落落。闲暇时，他爱读报，对好多事总能谈些自己的想法。我打小认为，他就是那个“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那些年，他意气风发，好像邮电所的每个岗位都干过，接话、发报、封发，样样能。后来，他被借调到县邮局做封发员好几年，每年的寒暑假，总让我去他那里玩，那是我进城的少有机会。等我进城读高中时，二叔已回了小镇。每回放假，我都先拐去看他，有时干脆在他那里吃了晚饭再回家。临走时，他总硬塞给我几百块钱，让我吃点好的。
人生总有些转折是由不得人，也怨不得人的。二叔很主观、暴脾气，不如意的事让他慢慢嗜酒成瘾，垮了身体是迟早的事。在他重病的日子，我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回老家的时间少了，除了逢年过节必去看望他外，平时只是电话问候，后来电话也少了，他淡出了我的记忆和生活。
那夜，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二叔可能挨不过天明了。瞬间，我的心像急雨穿透了石板，拧成绳子鞭打着土墙，可不知为何，我却流不出一滴像样的眼泪。
五
岳母岳父走时，我都在他们身边。
发现岳母的病，已是晚期，我们都没想到。最初，她是久咳不愈，以为犯了老病，去诊所看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才去了医院，医生说没法手术。
岳母几十年如一日，颠倒着白天黑夜守着她的小卖部，极少睡过一个彻夜。我一直觉得，她的病是劳累熬出来的，可我从未听她说过辛苦。
我第一次见岳母，就觉得她脾气温和，人缘好，做了她的女婿，更觉她有时明知在理，也少与人辩个高低。岳母待我好过儿子，从未责备我半句不是，疼爱外孙胜过孙女。
岳母的病程恶化得很快，医院、家里，医院，几次反复，每次肺积水都让她透不过气，直不起身，靠针筒穿刺抽掉积液才能缓解，但她一直显得安静。有一次，她与我单独在医院，突然冒出一句：“这病，怎么这么难好”？我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搪塞过去。也许，她知道这话只能说给我这个女婿听。
化疗终没能阻止岳母的病程。那天上午，岳母没再缓过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走了。那时，家人都在，顷刻间，哭声此起彼伏。
岳母走的事，我们瞒了岳父几天。等出殡那天，实在瞒不住了。
岳父早在退休那年，患脑中风，差点走了。他知道岳母生病的事，但想不到岳母会随时撇下他先走。
听妻子说，岳父是1960年代的大学生，林学院毕业后去了仰天湖林场工作，长年累月地呆在山里，一干就是十多年，青春全与那片山林作伴。前几年，我们去了那里，见到岳父当年在办公楼前亲手种下的樟树，早已参天。
从林场下来进了城，岳父好像离不了山里人的那种恬淡、包容，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不计得失，与人无争。就在退休前的几个月，那天，他出差回来，半夜突发脑中风，虽救下了性命，但也落下偏瘫，让他未曾好好地享受半日的退休生活。
岳母走后，岳父更是无人说话，孤独整日纠缠着他。没过几年，他先是感觉面瘫，吃饭有点困难，住医院治疗，病情愈来愈重，不久进了ICU，浑身插满管子，一直昏迷。
这次，我们让岳父回了家。他在家里的睡床上，没有知觉地走了。
那一夜，我们守到天亮。夜，特深，特长。
七
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们这代人也终有一死。在死亡的布景下，我们不是蹩脚的演员，更不是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