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虽然题目是王沂孙（上），但里面，没有讲王沂孙的词，讲的是关于咏物词的特点。

一、咏物词的地位与价值

咏物词是大家一个不注意的一种文类，包括王沂荪也是大家一个不太注意的作者，但是这样一个偏僻的题目，在结合中国诗歌的大传统中，也有它的地位和价值。叶嘉莹先生在讲这个的时候，结合了西方的理论，因为如果我们只拘泥于自己中国诗歌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找不到我们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坐标，在当前社会交通信息这样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放到世界的文化当中去。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的观念，首先要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根，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有自己的生命，在接受外面来的营养。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现在流行的是，所谓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就是说，要把一篇文学作品放在整体结构之中来衡量。也就是说要把一篇作品放在他整个文类中的一个整体衡量。

王沂孙这个作者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出生年月，他的特色成就就是咏物的词，他一生中只留下来六十几首词，有四十几首都是咏物类的。

二、感物吟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物吟志”，这是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我们重视内心和外物的感应，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心 ，也就是主体是人的意识。在西方的现象学里面，说的是人的意识，与外万客观接触后的意识活动。除了对自然界万物的感动以外，一个更大更多强大的感动来源于人世间的感动。但是后来咏物诗，就只偏重在鸟兽草木的现象了。

“赋”“比”“兴”是写诗的三种写作方法，“赋”“铺也”就是把它铺成展开，直接的描述，它的好处就是西方语言符号学上所说的语序轴上的作用。“比”是万物在的万物，引起我们内心的感动，先看到外物，再引起内心的感动，由心及物。比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兴”由自然万物引起的联想，由物及心。比如，诗经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所以，纵然我们没有西方的那种术语，没有明喻隐喻，这些名称，但是我们掌握的，就是一个根本，他们西方所说的明喻，如李白的诗“美人如花隔云端”，他们所说的隐喻，如杜牧的诗“娉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另外还有拟人，如杜牧的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举隅”：如温庭筠的词“过尽千帆皆不是”帆只是船的一部分，就代表了一只船的整体。“象征”：如陶渊明的“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轻松就是象征。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缺乏那种科学的理论的逻辑的系统的说明。也有我们的优点，我们的优点是，直接的感动和感发，可以探索到一个物的基本，我们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实践的智慧。

三、曹子建、陈子昂和杜甫

中国的咏物为主的作品，开始与“赋”这种文体，《文心雕龙》举了中国最早的重要的赋，《荀子》里面的《云》《蚕》，和宋玉的《风赋》。从这两个从这里可以看出“赋”的两大特色：一个是隐语的特色，一个是巧谈的特色。在建安时代，曹子建就写过这两个类咏物的诗，《吁嗟篇》是隐喻的词，借着蓬草来一说自己在政治上被迫害的悲哀和痛苦，《斗鸡》是巧谈的特色。所以咏物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迫害的因素，一个是社交的因素。

到了唐朝，有一个诗人陈子昂，对咏物的改革做了很大的改革命的作用。他在《修竹篇》里边就表现了他隐语的特质，这是陈子昂在咏物诗上的成就。

陈子昂以后，诗人杜甫在咏物诗里边开创出了一条更博大更富于感动力量的路径，他的《房兵曹胡马》，通过，描写马的能力产地品性来表达他自己，意气风发远大志向，对前途的艰险不具的精神和感情。

陈子昂和杜甫的诗又是有区别的，陈子昂，所用来写咏物诗的办法，是属于“比”的方式，杜甫所用的写咏物诗的方式是“兴”的方式。到杜甫，咏物诗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成就。

中晚唐五代，词就兴起了，但是那时候写的小词是写美女和爱情是没有用物的意思的。在苏东坡的时候用我的词才多起来。欧阳修，他的词和他的诗是不同的风格，散文又是另外一种作风。欧阳修的词里没有咏物，他写的词无意之中表现了他的思想品格感情如“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法源寺也是如此，他也是写美女和爱情的词，但是其中流露出了自己的品性和修养。大家写的作品，它都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像西方的符号学上说的，一切的符号都是有一个形式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我们中国，王国维说的“词之雅郑，在神不在于貌”。欧阳修和冯延巳是无心的流露到苏东坡就不是了，他就是真正把词当作是诗来写，是真正抒发自己的情怀。如他的《念奴娇》《水龙吟》（咏杨花），苏东坡他是把咏物词引进词最多的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