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一，我将动身去南方，计划前往位于奥斯汀的西南部媒体盛会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就当下的“数码文化”如何改变孩子的成长方式展开讨论。显然，我的角色是为了让像《Slate》杂志的艾美莉·巴森隆(Emily Bazelon)、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的丹娜·伯依德(Danah Boyd)，以及MTV的杰森·来斯艾普卡(Jason Rzepka)等其他更具相关专业知识的成员显得更为睿智而存在的。考虑到来斯艾普卡那本及时推出的新书是关于欺凌主题的，因此我推测，不少时间将用来探讨，网络是否对日益增长的恶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当我在看自己周一专栏的读者评论时，这个问题也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那篇文章论述了奥巴马总统在美国预算僵局及被称为“自动减赤”的自动财政紧缩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在专栏里写到，虽然那些毫不让步、憎恨奥巴马的共和党议员要承担大部分责任，但奥巴马之所以失去了主动权，也是因为自己没能完全地利用一个总统可以动用的资源。大多数的读者对此反响尖锐，他们认为：我对奥巴马评价不公；我忽视了共和党人的固执程度；我太迷信于财政大妥协；我不该建议对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进行任何改动等等。有些读者也支持我。我随手回复了几条。但除去偶尔带来了非常生动、并具启发性的辩论，这种交流充斥着尖酸刻薄的话语和口号。
许多平台都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但我主要查看了两个地方：《纽约时报》网站上跟在该文章后面的评论，以及Twitter。就如老师们常讲的，比较和对比。
在这两个地方，大多评论都偏左。《纽约时报》上的观点栏主要吸引了自由派的读者。 而根据新的皮尤研究报告(Pew Research Report)，Twitter也是如此。（只有20％的公众认为奥巴马在他的第一场辩论上赢了罗姆尼，而在Twitter上有59％的人这么认为。）这两个地方的评论都非常苛刻，并且他们都很快就用“党派标签”来迅速给我定性，并对我不屑一顾。他们把我当成右翼的“托儿”，或道德沦丧的中间派走卒。但比起时报网站，Twitter上的交流明显更为恶毒且肤浅。这就像是一个相对客气有礼的城镇会议，和一个大家可以随便上台表演的末流喜剧俱乐部开放之夜的区别。
此时此刻，肯定有人发推文称：“切，这是Twitter，不是学期论文，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白痴。”是的，我知道Twitter需要的是短小精悍的机智应答，且长度不得超过140个字母。它不是严肃辩论问题，反思或提供细节之处。而《纽约时报》的评论栏给予了更多的空间来让读者统筹事实和清楚地表达观点，其中很多评论相当具有权威性。同时，《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栏能过滤掉Twitter上常见的粗话，人身攻击以及各种毫无节制的发泄。
请对我耐心一点，让我秉承着写Twitter而非写专栏的精神——即随便抛出一些想法，看看大众如何反应—－讲一讲几个让互联网变成藏污纳垢场所的其他因素：
社交网络奖励党派之争。这种媒介的性质就是让志同道合者彼此交流，然后巩固彼此的观点。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对挑战自己偏见的人嗤之以鼻。没人质疑的偏见又很容易简化成口号和标签。
发表评论的急迫性则鼓励人们做出快速评判，而一旦你对外界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你就很难改变立场。 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码事务负责人斯里·斯里尼瓦萨(Sree Sreenivasan)曾经说，他完成一条推文的平均时间是三到五分钟。但这违背了Twitter的理念，我怀疑大多推文只用三到五秒钟就完成了。
在人群中——当然，互联网就是最大的一群人——有着一种大喊大叫以被听到的冲动。这点在评论不被过滤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人群中大多数声音代表着彼此之间的争斗，奚落和嘲笑。
匿名制——许多社交媒体依然允许匿名制——是恶意行为的许可证。
网络文化既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又具备反权威性质，考虑到网络世界偏向于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并对时尚潮流敏感，这点并不出人意料。科技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网络气氛则有些排外。
这一切无休无止，它会影响你的思维。不管你是一个被班上坏孩子欺负的小孩，还是一个因持不受欢迎观点而被惩罚的成年人，总是无处可逃。
我想说清一点：我花了约六年工作时间来改造这家报纸的新闻编辑室，以适应这个数字化的世界，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培育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文化氛围，并且去吸引愿意互动的读者。我相信互联网的好处超过了它的危害。
但我一直在思考，互联网那扩大欺凌的特质是否恶化了我们国家治理中的两极分化和党派僵局现状。Twitter不会让你更恶毒，但社交媒体会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霸天性暴露无遗。
比尔·凯勒(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
翻译：黄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