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降速、信贷恶化到经常项目赤字占比攀升，种种迹象将过去受热钱追捧的新兴国家推到了危机审判台上。
文│编辑 易 珏
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再度生变。在发达国家温和复苏之际，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却在放缓，部分国家甚至遭遇经济增长减速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双重夹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今明两年的增速分别为5%和5.4%，较此前的预测下降了0.3个百分点。花旗、汇丰等银行机构日前也下调了对今年新兴市场的经济预测。唱空阴谋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些地区直到年初仍充斥着热钱，现在却因美国利率上升而面临着资本外逃。
“金砖”集体失速
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巴西经济的滑落之快令人咋舌。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7.5%，2011年降至2.7%，2012年更降至0.9%，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速仅0.6%。
印度情况也不乐观：2012至2013财年（截至今年3月底）印度经济增速仅为5%，创十年新低。南非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按年率计算仅0.9%，创下2008年以来新低。
俄罗斯政府日前也将今年经济增速大幅下调三分之一至2.4%，创1999年来新低。
中国的经济增速尽管在金砖四国中一枝独秀，也难逃增长困境的质疑。汇丰7月中国PMI指数为47.7，低于6月的48.2。根据汇丰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经济活动增速已经创下四年多来最慢水平。
在经济下滑的同时，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今年以来持续动荡。股市方面，上半年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熊冠全球”，跌幅分别高达22.14%、16.47%和12.07%。代表全球新兴市场股市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上半年下跌超过10%，而发达国家股市则上涨超过20%。
信贷环境恶化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最近一份调查报告，银行融资环境出现紧张的比例迅速上升。调查的银行中约有38%的融资环境出现紧张，而今年第一季度仅有15%。亚洲新兴国家的银行借贷环境较之其他新兴国家则更为糟糕，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时刻。这份调查涵盖了拉美、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133家银行，其中亚洲的45.7指数值最低。拉美地区以47.7紧随其后，而非洲和中东的借贷环境最好，指数为52.9。
亚洲新兴国家的IIF银行借贷环境指数在第二季度里下降至45.7，低于50这一区分宽松和紧缩的点位。这是自2009年调查开始以来最低点。
报告指出，导致亚洲信贷环境紧张有三个主要因素，即恶化的国内融资环境、高不良贷款率与减少的贷款需求。
亚洲同样是所有调查地区中不良贷款增长最快的地区。不良贷款的指数值降至44，而全球平均值为48.1。这一数值低于50意味着不良贷款不断增加。
经常项目赤字巨大
道琼斯通讯社专栏作者Alen Mattich指出，1995年，马来西亚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10%；越南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13%。1996年，印度尼西亚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3%，韩国和菲律宾为4%，泰国为8%。
而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就像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投资者在危机爆发前还在向这些经济体、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大肆投资，就好像市场的增长永远不会终结，但在危机来临时这些投资者却突然感到了恐慌。开发商开始感到很难将之前建造的大量写字楼按经济租金租赁出去。在房地产市场有巨大风险敞口的地区性银行看起来颇为失策，不幸的是，这些银行获得的许多融资都是短期的或来自海外。本地和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导致地区货币遭遇抛售。货币的贬值引发了更多的恐慌，并最终导致了从资本管制到IMF援助的各种紧急措施出台。
过去十年来，印度、土耳其、巴西和南非一直是国际投资者眼中的新兴市场宠儿，但同时也一直背负着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据IMF估计，今年巴西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4%，印度将达到5%，南非和土耳其将分别达到6.4%和6.8%。
投资者的不安情绪已经从多个国家的货币严重贬值中体现出来。由于担心资本外流以及货币的迅速贬值引发通货膨胀，这些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印度对黄金进口予以了限制，还有不少国家上调了利率。但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减缓经济增速，并给国内银行业带来压力，因为银行业已经卷入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历史貌似又在重演。
金融危机溯源
自从泰铢在1997年7月首次遭到狙击以来，随着资本从一度受投资者青睐的国家流出，亚洲各国的货币和资产价格一路下滑。亚洲危机产生了广泛的和破坏性的影响，它不但作用于受影响各国的经济，而且还影响到其他被认为也面临“类似形势”的发展中国家。
这次危机的特点是，受波及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规章机制都处于软弱的境地。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开放的金融体系具有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尽管受到1997年至1998年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前5年就已开始改善审慎的监管和规章制度，但疏于考虑的贷款活动依然在继续，其部分原因在于金融监管和规章制度的不充分，以及金融机构在定价和控制风险方面的经验不丰富。企业低估了借贷风险，变得高度杠杆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缺陷终于在1996—1997年间凸现。彼时，利率上升，货币贬值，不动产和股本价格下跌，很多公司的危机局势造成了资产质量的严重恶化，从而促发了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不健全使危机的蔓延更加严重。1997年7月泰铢贬值之后，其他被投资者认为具有类似基本经济因素的亚洲国家也感到了压力，这类因素包括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银行系统面临着不良贷款的潜在问题。
恶性循环接踵而至。国际投资者认为，某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再支撑高利率，于是着手狙击这些货币。随着货币的急剧贬值，非金融机构和银行的金融头寸恶化，不良银行贷款的比重迅速攀升，这反过来又加重人们对金融体系的担忧，并恶化投资者信心。
IMF研究局新兴市场研究处主任Mathieson认为，亚洲危机清楚地表明，脆弱的金融体系再加上开放的资本账户就是一场蓄势待发的危机。但强化金融部门的工作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金融政策决策者需要有序地开放金融体系。在必要的时候，需要考虑对某些类型的资金流入施加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例如，提高外债成本（尤其是短期外债）的审慎控制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效，但它们能够放慢资本流入的速度，从而为纠正结构性缺陷赢得时间。
此外，在Mathieson看来，上一轮亚洲危机还突出强调，可能需要协调金融监管和汇率政策，这样那些试图维持联系汇率的国家也会强化对金融机构和公司的审慎和报告要求。而某些借款者注定要破产，所以有必要设立有效的破产程序，从而保证尽快化解有可能引发的一场危机。这都需要中国的决策者审慎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