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冬天飘着煤烟味儿的小县城，去了临近的一个稍大点的城市。我们三人同行，阿原、我，还有他大我们一、两岁的姐姐。我因为「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被招进了这个重点高中，因为县城里还有另一个高中，据说就不能冠以「重点」之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如果哪一家的学生考上了这个高中，多半就不会去读，要不继续复读一年，要不干脆回家种地，或者出去打工了。能去读的，多是有钱的人家，但也不是特别有钱的人家，那些特别有钱的还是可以去读那个「重点」，只要你愿意出更多的钱，托人找找关系，走走门子，总还是可以进去的。

艺术特长生对于这种「重点高中」来说，向来可有可无，校长对这些学生的看法是「有你是五八，没你是四十」，升学率基本不受这些学生的影响，这些学生也不争气，都不是好学的。阿原就是这些学生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每次上课就在我旁边睡觉，口水直流得滴滴答答，我比他好的多，我一下课就醒了。我们也有上课用功的时候，双眼盯着黑板，一只手就拿着铅笔在课桌下做「铺调子」的动作，不过这么干多半是上课的那个老师没有深刻领会校长的精神，把我们这些学生和他们那些学生一视同仁了，谁都不让睡觉。

阿原就在我旁边睡了两年，我也跟着他睡了两年，第三年才觉悟过来，因为要考大学，确实都很紧张。我们觉得有必要用功一次，于是收拾起画板、笔、染料盒子和橡皮，凑了点钱准备出去学画儿，立志考美术学院什么的。出去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教我们画画儿的那位美术老师，画的和我们差不多，虽然她人还不错。计划出走之前，阿原拉他姐姐入伙了。姐姐这次又复读，阿原觉得靠画画儿是个考大学的捷径，姐姐也信如果调动自己的艺术细胞，一年后兴许就有转机也说不定，于是欣然接受，一起出发了。

我跟着阿原在那个小城市找到一个新美术老师，结果失望之极，连姐姐都发现这位老师画法平平。当晚我们找了一个旅馆的隔间住下，决定第二天不再逗留，直接去省城。

阿原从售票大厅里一路小跑过来，一脸沮丧对呆站着的我和姐姐说：「该死，没买到车票。」没等我们反应，他又狡黠一笑，从那件浅棕色的宽宽大大的棉衣口袋里摸出来三张车票。我只记得那个绿皮火车很慢很慢，比我想象的慢太多。一个一个的电线杆不慌不忙的往后挪着，阳光透过斑驳的玻璃窗一束一束照进来，打在脸上暖暖和和的。阿原那略长的头发被这光恍的泛黄，星星点点的尘灰在发丝周围做着布朗运动，他像是刻意安抚我们七上八下的心，一直笑着，讲东讲西。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火车原来可以这样慢。

我们中午时分到了省城，在师范大学里边租了床位安顿好。我发现大城市原来比家里还要冷，这里也没有雪，只有路面上凹凸不平的油乎乎黑漆漆的冰。师范大学里那个广播的男音很好听，兴许是这家伙的个人爱好使然，总是一遍一遍的轮播那首老掉牙的歌儿——「Yesterday once more」。我们住的一间屋里，有七个上下铺的床位，大部分是考美术的学生，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我们叫他老大，二十六岁，地质大学毕业，干了两年建筑后来这里考研。一个我们叫他二哥，年纪比老大小一点，在这里学计算机。其他的美术生依次按年龄排序，我列第五，阿原第六，第七的是毛毛，和我家里养过的一条大狗同名。

老大是个有意思的人，除了聊「红警」，就是聊他过去两年的工作经历，讲他如何陪工程监理们喝酒，这些人大多是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对楼盖得怎么样不上心，但对喝酒很上心。后来我发现老大喝酒的能力一般，大概一瓶啤酒的量，我猜测这是他离开建筑工地，跑到一个师范大学考研的根本原因，不过他抽烟很猛，得了咽炎，虽然每天清晨都听见他在卫生间干呕，但他还是日复一日嘴里叼着烟。我和阿原在这一段时间也跟着他学会了喝一点啤酒，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可以喝两瓶。但我们都没有学会抽烟，老大说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大受同屋的一个酷爱漫画的美术生影响，有一阵子天天捣鼓网点纸和美工刀，认真而专业。可不幸他的作品都惨不忍睹，由贵香织里的《少年残像》在他手下就真成了「残像」，Adriane 还是Lorax 都不会幸免。老大还会对着漫画对白叹息——「你喜欢我吗？如果你杀了我之后，敢吃我的身体的话，就杀了我吧！因为我想成为只属于你的东西！那是我们最初的约定，你总算把我救出来了……终于让我得到了自由。」他觉得是翻译的不好，日语原文应该显得不这么肉麻。

隆冬就要结束，阿原恋爱了。期间我们换了一个画室，也就意味着换了一个新的美术老师。那个清晨，我早早起来，在画室外等了很久，直到双脚开始发麻，抽动一下颧大肌，感觉那张脸很费劲的才复原。幸好那个老师到了，看我一副程门立雪，拜师学艺的架势，些许感动，答应我们可以先来上课，后交学费。我兴匆匆的跑回去，去告诉阿原，这事儿成了。

阿原学画色彩之后接连受挫，加上之前学素描的接连受挫，心境就更加不堪，但他多少是个看上去乐观的人，这复杂心境的表象也就是在画板面前握笔发呆而已。有了女友之后，稍有解脱，总归是可以名正言顺的翘课了。

那时候师范大学周围很乱，案件频发，经常听见半夜街上呼号喊叫的。阿原总会回来的很晚，但终归还不至于夜不归宿。老大这时候总会负起责任，叨咕个没完：「你们不知道吧？」这句话是个自问自答，只是个引子，后边才会切入正题，所以只管听着就行。「前两天，一个学生半夜三更在街上，遇到几个醉汉，打起来，被摘了肾。」我通常把他的恐怖故事听完，然后从被窝里爬出来，穿戴整齐，去找阿原。半夜，寒风嗖嗖，脑子里一直想着那学生还剩几个肾。

几乎总会在半路遇上回来的阿原，老远他就冲我小跑过来。路面很黑，路灯却很亮，我透过镜片还是很清晰的看到他的脸，抱歉的微笑。我佯装平静，说一句：「快回吧，真他妈冷！」算是对他笑脸相迎的回敬。

我们浑浑噩噩的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学画原来和学文化课一样，成绩都很糟糕。后来我离开省城，转学别处，阿原带着他女朋友到车站送我，看着他们双双而来，我到傻傻的放心了，觉得好朋友有了个好归宿，至少不在孤单寂寞冷了。

和阿原分手之后几年再不曾谋面，我勉强读了个外省大学，听说阿原也考上了本地的一个大学，各自总算得偿所愿。大学毕业后三年，我辞了工作去杭州，却听说阿原也在那里，于是辗转联系上。他在那个叫「天堂硅谷」的大厦楼下等我，旁边坐着一个没见过面的姑娘，百无聊赖的玩着浅粉色的PSP，他像我小跑过来，微笑一如既往。

在杭州溜了数日返京，继续发简历，找工作，一圈忙下来，尘埃落定，想起阿原来，就打个电话过去，但对方一直是无人接听状态，才想起来，他去杭州很久，用的还是老家的电话号，于是作罢。时间一长，那号码再打过去，还是一样无人接听，只有听筒里的嘟嘟声一直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