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简单地谈谈做学问,其实做学问人人都可以,只要出于个人意愿而非勉强。学问本身是自由的,又包含了诸多领域。我们可以说它是数学中的多维度立体几何,也可以用文学语言来形容是神话里的魔球,就是这样的东西吸引着一群人耗费心血去研究它。它不神秘,却充满魅力。
既是学问,难免要“学”和“问”了。我们先来说前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事物的选择亦然。春秋孔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讲求的是对“学”的执着。虽后者有庄周《养生篇》,其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此论表面似与夫子之意背弛,但庖丁解牛之法亦适于学习之道。“学”而不惘,不尽信于书,尊重客观规律,做到“知行合一”。然而“问”便是要“于不疑处见疑”了。宋朝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文章,程朱理学的大师们在教育学生弟子时,都谈及了“学”和“问”,值得后世人认真学习。
话又说回来,我们在做学问时,须如胡适先生所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正像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一样,尊重客观世界,实事求是。我们在谈论某个问题时,可以仿前人的文绉语气,或可一改陈词滥觞的调调。但定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严谨的态度须得自始而终,这样才能得出周密正确的结论。
现在有了态度之后,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学问呢?动物界里的蛇可以将猎物整个吞掉,而人类则不然。我们提倡做学问时,由细小问题入手,考察研究后再以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而立体全面。在近代物理学里面,一个观点的提出,必能会引起人们对其连带细小发现的注意,进而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使得一门学科的更新与发展。
做学问需要“博”和“精”。拿中国的文学来说,其形成和发展需要人们钻研考究,然而这又牵出历史这门学科的线头。中国的文学可分为几个阶段: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和明清。这样划分就把中国的文学按照历史的角度切开了一个纵剖面,方便人们去了解。但若有不熟悉历史的人,定不知散文的兴衰,诗词的鼎盛和小说的起步了。在知识眼界宽阔的同时还要 “精”。我们在研讨问题时要有所侧重,了解事物的脉络后,抓住主线,这样更能使我们的研讨具有逻辑。达尔文在完善进化论的过程中,自己又查阅了大量其它学科的书籍,从而于考古学和生物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些资料中找到了证据,使得进化论的学术地位之高而不可撼摇。由此可知做学问不单要具备伸展性,还需要有深刻性。
我们对问题的研讨结论如何能让人信服呢?这与“专家”和“权威”有关系之外,我们的语言更需要有说服力。语言的凝练准确可以让文章的观点更容易令人亲近,而非空洞枯燥。语言在追求美感的同时,更要注意内容的充实和深刻。在《论语》里,孔子曾提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一书就做到了这一点,书中的言语讲求排比,气势恢宏,将其内在深刻的内容思想表达得生动透彻 。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不得不信服。
以上便是我想要所谈的,文章的最后我想写上南怀瑾老先生的话以示悼怀:“平平凡凡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谈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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