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亡之际，当有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出世救国，携千钧之势，力挽狂澜。
诸子百家，盛名不在一时，然而说到底，他们终究是一群救世者，亦可称之为“救市者”。
市，即社会，乃至整个天下。
周公之治，盛名久矣。自周公定人伦理法，社会一片和谐，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各行其道，和谐融洽。
然而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岁月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诸侯与家族的势力不断壮大，周王朝的礼乐制度遭到冲击。
士大夫不服诸侯，诸侯不尊天子，可谓是礼乐崩坏。
到了东周，人相贼，家相篡，国相攻的现象已经初见端倪。
我们的第一个救世者，也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历代帝王尊为圣人的孔夫子，孔丘孔仲尼。
要说孔子为什么要救世，我们还要从孔子的出身及遭遇说起。
孔子出身于武将之家，按当时的制度来说，孔子再不济也能划分到士族阶级中去。
可惜的是，在他出生没几年他爹就没了，
在他爹死后，他爹的正妻就将孔子及其母亲哥哥赶出了家门。
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子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可想而知有多么不易，这也是孔子“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的原因。
跟着母亲东奔西跑，朝不保夕，为了生活孔子无奈从事了很多下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在母亲离去后，孔子更是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下，孔子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认识到了底层人民的困难与艰苦。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兄弟相残、骨肉相杀，有人被强行抓去当了奴隶，有人留宿街头，这样的景象在孔子眼里是那么的惨不忍睹。
孔子心生感慨，在心中暗暗发问：这是为什么？
回首往昔，孔子想到了自己从小到大自己一直执着的礼，从喜欢变为热爱，从热爱化为执着，孔子对于礼的热切可谓是异常的强烈。
联想到东周之前，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后百姓的美好生活，再对比如今百姓的困苦生活，孔子在心中找到了答案：是人心变了，是秩序乱了是礼崩乐坏。
这是不对的，应当得以矫正。
矫正的最佳途径，无疑就是能够主持一国政令，教化一国百姓，以此来改变人心。
在士农工商的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的影响下，孔子入仕的心更加的迫切，一是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困苦的生活，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修正社会秩序。
为此，孔子做够了充足的准备，并规划好了当官以后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大厦将倾，一木难扶，周王朝在风雨飘摇中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孔子匆匆忙忙进入了仕途，并不忘将自己的抱负告诉他人，又有谁不想在实现抱负的路上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孔子提出了修正社会秩序的可行性方案。
即：人人有仁，兄弟有义，君臣有礼。
在孔子看来，仁、义、礼三头并进，只要解决了陌生人，亲人及君臣之间的矛盾，就是解决了社会上全部的矛盾，大家相亲相爱，不就和周公时期的美好生活一模一样了吗？
有人问：要是有人无仁无礼亦无信呢？
孔子说：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将全世界变为一家人，它还能不和谐吗？
有人问：要是君不贤，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呢？
孔子答：天地君亲师。
师父的话你不听总应该听亲人的，亲人的话你不听总应该听君主的，你要是还不听就等着老天爷找你吧。
不听话是要遭天谴的！
在宣扬自己主张的路上孔子收获了很多的小迷弟，可惜他的仕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曾拜访过老子，我们且不论春秋时期的老子和战国时期的老子是不是同一个人，但不论是哪一时期的老子，都无一例外与孔子的观点背道而驰。
孔子主张仁义礼，《老子》却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孔子问礼，老子却说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安分点不要瞎折腾，王朝更迭，四季更替本就是时代发展的规律。
世道之所以乱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瞎折腾。
孔子怀念周公之治，提倡效仿三皇五帝，老子却说你不妨再向前看看，那时候的人哪有这么复杂。
三皇五帝之前是什么，那不是原始社会吗？
孔子想要将自己的主张著书成册放于周王室的图书馆中，同样被老子给否决，人们争强好胜，贪图享乐那不是如同万物的生长吗？那是人性的体现，用礼乐来规范约束人性和反人性有什么区别？
孔子说：难道什么都不做？
老子给出的回答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君无为而臣有为。
简单来说，就是做君主的不要管的太宽了，这个也要管那个也要管，最后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限制国家的发展，倒不如做一个无为之君，让下面的人有所发展。
道家无为，实则有为，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就如同一个国家的发展，君主只要规定什么不能做就行了，其余的事交给臣民，而不去过分干预。
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终究，孔子还是老了，他从未想过当圣人。
孔子一生，将礼仪看的十分重要，从不僭越，可他从未想过在他死后，会被他的弟子举行只有诸侯和天子才能进行的祭礼。
孔子死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开始，孔子就此被他的弟子们捧上神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