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Simon Critchley，Translated by Luving

学习如何死去——苏格拉底

传统上我们认为哲学的开端是苏格拉底之死，他因Meletus、Anytus和Lycon强加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他被列出了两项罪名：腐化雅典的青年以及不敬重城市的神灵。在Plato（柏拉图，前427-前347）的描述中，还有第三项罪名，说苏格拉底引进了他自己的“新神”。不管这最后一项罪名的真相究竟如何，Socrates向来宣称他追随自己的守护神，即Cicero所谓的一种“神圣的东西”：一个私有的神或魂灵，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良知。然而，Socrates的守护神并不只是一种“内心的声音”，而是一种外向的会突然导致他生命轨迹停止的标识和驱动。

苏格拉底之死有时被认为是一场政治秀和一场发生在专制国家的对一位无辜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决。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Socrates的追随者中也有一些相当反动的角色。Socrates的学生Critias是在公元前404-403年实行反民主恐怖统治的三十僭主的领袖。我们还应当记得，根据Xenophon（色诺芬，前440-前355，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历史学家）的记载，Socrates仅有一次建议他的门徒参政，而接受建议的是不情不愿的Charmides（查米德斯，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另一位三十僭主的成员，与Critias一起葬身沙场。最后一位，英俊潇洒魅力四射放荡不羁的贵族Alcibiades（亚西比得），即醉醺醺地闯入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的那位，两次叛离雅典投入敌军怀抱：一次是降了斯巴达人，另一次是降了波斯人。苏格拉底对于民主制度并不感冒，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的他，有相当的理由可以判定，他所教的可以被认为是在煽动右翼贵族放弃对民主的幻想。

苏格拉底之死在很多层面都是一个悲剧。确实，Hegel写过对苏格拉底的判决正是古希腊悲剧离开舞台而全面进入政治生活之时，并逐渐演变为雅典自身的衰退和崩溃。

柏拉图专门使用了不少于四篇对话录来描述苏格拉底的判决与死亡（Euthypho尤西弗罗，Apology申辩篇，Crito克里托篇 and Phaedo斐多篇），我们还能在Xenophon的Memorabilia和Apology里看到相关的内容。在被普遍认为是四篇对话录的最后一篇的Phaedo中，苏格拉底的话语中弥漫着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式的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但更早一些的Apology却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说死亡根本就不是一件不幸的事，正相反，它是一个好事情。他是这么说的，死亡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就是完全的湮灭，这样死亡带来的就是完全的无感；或者，像我们总被告知的那样，它其实是一种改变：是灵魂从这个地方迁徙到了另一个地方。

但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不管这两种可能性孰真孰假，死亡都不是一件值得恐惧的事情。若它是完全的湮灭，那它就是一个漫长而无梦的睡眠，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吗？而如果它是灵魂向另一个地方的转移，就说是地狱好了，那也会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和一些老朋友重聚首了，还可以看到那些希腊的英雄们，能够与Homer（荷马）、Hesiod（赫西俄德，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以及别的不朽的灵魂交谈。

还有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告诉他：“三十僭主已经判处了你死刑。”他回答说：“造物也早就判处了他们的死刑。”苏格拉底同样把话锋转向他的控诉人以及陪审团，坚持宣称他们应当自信满满地面对死亡。当被判处死刑已成事实，苏格拉底做了以下精彩绝伦的总结：分道扬镳的时候到了，我将会死去而你们继续活着；除了诸神，没人知道哪条道路通向幸福。（Now it is time that we were going, I to die and you to live: but which of us has the happier prospect is unknown to anyone but God.）

这些文字向我们简要描述了典型的面对死亡的态度：没什么好怕的。正相反，它关系到究竟应该活出怎样的人生。苏格拉底令人困惑的遗言——“Crito,我们应该向Asclepius觐献一只公鸡”——明确表达了死亡是生命的解药这一观点。Asclepius是医神，受病痛折磨的人会在睡前向他献祭以期醒来痊愈，由是，“死”成了能让人从“生”的疾病中痊愈的休眠。

我们必须注意，在Apology中，Socrates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即使死亡的状态有两种业已探讨过的可能性，我们却并不知道正确的是哪一种。就是说，虽然我们讲哲学是学习如何对待死亡，但是我们学到的却并非是一种知识。这是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哲学要教的并不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知识，或像是在市场上能买到的货物，那是所谓的诡辩家（Sophists）的生意——Gorgias， Prodicus，Protagoras，Hippias以及其他的——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苏格拉底总是毫不留情地摧毁他们的诡辩。尽管在The Clouds中，苏格拉底本人也被讽刺家Aristophanes形容为诡辩家，但诡辩家主要是指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帮受过高等教育，靠为年轻人提供指引以及在公共场所展示口才来赚钱的人。诡辩家们都是口活儿大师，“蜜糖舌”，Philostratus如是形容，他们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用他们的知识来换取钱财。

与那些魅力四射并常常穿着花哨的诡辩家截然相反，一身寒酸长相愁人的Socrates似乎仅仅身体力行了一个矛盾体的具象化。一方面，苏格拉底被德尔菲神谕宣称为全希腊最聪明的人，另一方面，他自己本人却总是坚持说他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世界最聪明的人却什么都不懂呢？当我们开始学习分辨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并成为智慧的情人，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哲学家时，这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就烟消云散了。

举例来讲，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探讨的主题是正义。“正义是什么？”苏格拉底如是问，各种各样的传统或不传统的关于正义的观点被探讨、肢解和摈弃。但是在《理想国》的核心篇章中，苏格拉底并没有给他的对话者一个关于正义的答案或理论。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的小故事——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洞穴神话——以迂回地向我们阐明近在身边的问题。我们被告知，通向正义之路，只能通过指引灵魂向善，因此对正义的追寻是爱的产物，与知识无关。哲学就这么产生了，带着它对知识王国里确定性的质疑和对智慧之爱的孕育。哲学是绝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更是一股冲动。

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如此地需要区分哲学和诡辩。我们正被不计其数的新型诡辩家们所包围着。电视布道者们输出权威式的对上帝一词的解释并通过表演奇迹般的治愈用来换取可观的善款。冠上一个“自我”之类的所谓知识也被包上昂贵华丽的外衣进行买卖，这已经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工业。写下这些句子时，我本人也正位于洛杉矶日落大道的一个宫殿式的，充斥着奢侈的花园、湖边神殿、庸俗的印度建筑和昂贵的自我认知以及与神沟通之类课程的“自我认知中心”附近。

我认为可以很公平地说，西方社会——也不只是西方社会——意义缺失的缝隙有扩张撕裂成一个深渊的风险。这个裂缝正在被各种形式的蒙昧主义所充斥，它们共同密谋让人们相信以下的几点：第一，自我认知是可实现的；第二，它有一个价码；第三，它完全与对财富、快乐和自我救赎的追求相一致。与之相对，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宣称自己知道什么，从来没有承诺给与知识与别人，更为关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报酬。

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求所泄露出来的是对死亡的深切恐惧以及一种无法承受的焦虑，即想要确知死亡并非存在的终点，而是通往来生的一个途径。确实，如果永恒的生命有一个价码，那谁会不准备去付款呢？作为对比，苏格拉底和他的怀疑论就尤显醒目了。他不是仅仅简单地表达对于来生的不确定，而且还抛出这么一个问题：究竟是活着更好还是死去更好。我们的哲学家所爱的是智慧，他从不自称知道什么，而是对所有的事情提出根本性的质疑，甚至质疑究竟怎样是一种更好的存在状态，活着还是死去。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有一个稍微更古老一点的对于苏格拉底遗言的翻译方式，即“只有神知道”。确实，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公元前三世纪影响深远的《卓越哲学家的一生》一书的作者，讲述了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哲学家的Thales的故事。

他认为活着与死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有人讲，“你不去死呢？”

“因为”，他回答，“并没有什么不同” 。

所以，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要学习如何死去，要开始培养出一种适当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如Marcus Aurelius（马尔克·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公元121.4.26-180.3.17，古罗马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位皇帝，著有《沉思录》）所言，“知道是否是时间离开这个世界是理性最高贵的功能”之一。哲学家就这样行走于世，带着无所知和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