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军阀与旧军阀

（1）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正当朱德与陈毅在井冈山脚下的砻市与毛泽东会师之时，而复出后不久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却正在为他的第二次“北伐”进军北京。

关于这个问题，从去年八月起，他就开始了行动，但却在徐州外围打了败仗，后来即使把临阵脱逃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杀了，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只好宣布“辞职下野”。

但经过几个月的风云变幻，这个曾经在上海外滩证券物品交易所赚了大笔钱的“蒋纬记”，却奇迹般地“翻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扭转他的乾坤的。

去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正好遇上那个短暂的宁汉战争进行到第二十一天的节点上，那时唐生智在李宗仁和程潜的联合进攻下，再加上江西那个朱培德的临阵倒戈，终于把号称十万之众的第一方面军从安徽芜湖赶到了武汉，正从武汉赶往长沙。这时，唐生智准备辞职下野，把总司令一职让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而李宗仁和程潜则步步紧逼，企图以苛刻的条件准备对刘兴等四个军进行“收编”，但蒋介石却提出了一个优厚的“收编”条件，致使刘兴等决心抵御到底，以长沙为中心，东至平江，西到湘阴、益阳构筑防线，这样李宗仁和程潜的企图也就在无形间落空了。

接下来，蒋介石看见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深的矛盾已趋尖锐，就主动跟三个月前最大的政敌汪精卫联络，利用他与李宗仁、李济深的矛盾使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张黄事变”，从而导致汪精卫一派在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受到李宗仁、李济深一派的强烈攻击。

为了推翻“复出”的最大障碍南京特别委员会，蒋介石把捣毁目标锁定在支持这个委员会的铁杆同盟西山会议派上。然后，他暗地里指使其心腹干将陈立夫怂恿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寻衅滋事被枪击，让公众误以为是西山会议分子从中挑唆，从而导致西山会议派脱不了干系，又引起公众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失职不满，这样他们就让蒋介石采用“一石二鸟”的计策给打败了。

之后，又在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利用李济深与汪精卫两派的相互攻讦，从而导致都想拉他这个“中间派”来作为自己压倒对方的筹码，这样他也就借机“翻”了起来，让南京特别委员会自动解散，而恢复了以前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让他自己恢复了原职并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正当汪精卫在庆幸广东的“张黄事变”终于没有把他击倒时，桂系白崇禧就想雇佣杜月笙来暗杀他。于是，蒋介石就利用这个事件把汪精卫给吓跑了，致使他流亡欧洲。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一片拥戴声中，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浚、陈立夫等人，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开始了筹备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一月六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

一月九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正当蒋介石在踌铸满志之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有两个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惩办汪精卫。这两个人，一个是最早“反共”的西山会议分子邓泽如，另一个则是留在广州的广东省财政厅长古应芬。

他们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仅仅是参与逆谋，还直接发布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因此要求对汪精卫明令通缉逮捕，捉拿归案。

但是，却得不到蒋介石的答复。

于是，邓泽如、古应芬之流认为，是蒋介石在有意袒护。这就激怒了他们背后的最大支持者胡汉民。所以，胡汉民在一气之下，又以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偕孙科一起去了欧洲。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昔日的两个最大竞争者都一下就离开了中国，让蒋介石觉得，真是老天有眼，把一个诺大的国民党一下就交给了他来统领了。

从此以后，不太有可能还有谁敢公开反对他，这就意味着只有他说了算。

（2）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至七日，国民党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亲手操办。与上一届会议相比，它全面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推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经过蒋介石一手操纵，这次会议相继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整饬党纪之方法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

这次会议，还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设置，规定：

“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

并规定主席的职权为“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

会议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不久后，蒋介石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加上他所任的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一职，已经是国民党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核心人物。

一个国民党的蒋介石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筹备北伐推翻张作霖操控的北京政府。在国民党中的这些右派分子看来，北洋军阀所把持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推翻，就意味着孙中山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依然存在。

所以，象征他们革命成功的标志就是马上去推翻北京政府，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个集党、政、军于一身的蒋总司令肩上。

所以，蒋介石在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时就已充分考虑到了，在这个国民政府中，还得吸收大批有钱的财阀来担任要职。因为战事一起，用钱的地方就多了，于是他让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让大盐商徐静仁担任财政部盐政处处长，棉纱大王荣宗敬担任中央银行理事，江浙财阀虞洽卿担任中央银行监事。

在北伐初期的时候，为了搞钱，蒋介石就曾用过“通匪”的罪名去威胁甚至绑架过一些财阀，使他们主动捐款，这样才解决了军费的短缺。这次复出，他改变了以往这个做法，要宋子文牵头，让江浙财阀中几家大银行主动买下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之后再由这些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他这样做，是想在江浙财阀们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让钱大家赚，这样他就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掏这些“钱袋子”，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或者叫治国安邦的长远之计。

所以，为了回报这些财阀们的付出，就得把他们中的相关巨头都吸收进国民政府，让他们担任一些要职。

这样，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与这些财阀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成了一个完全脱离广大工农群众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府。

而在农村，他们又坚决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不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以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

如此一来，这个国民党也就不再是孙中山时代的工农联盟政党了，而是十足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

（3）

在二届四中全会期间，蒋介石住在南京市三元巷二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自从他官复原职后，这里又从门可罗雀一变为门庭若市了。很多人都是来此办事的，此时蒋介石没忘掉一个人，他就是何应钦。或者说，是何应钦在统领他的嫡系部队，即由黄埔军校学生军扩编起来的第一路军。

但是他复出后，要马上把这个指挥权从何应钦手中夺过来。

这几天，他从何应钦住宅门前过，发现这里布上了警戒线，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居然在这里守卫着，于是心里一动，觉得这个排场也太大了，应该把它撤走。

到了总司令部后，蒋介石马上给南京市戒严司令谷正伦打电话，要他撤走何应钦住宅附近的卫戍部队，要越快越好。最后，他把这两个人通知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个是交通部长王伯群，另一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他要他们准备一下，随他在第二天出行。

二月九日这天，蒋介石带着随从及卫队悄然渡过长江到达了对岸的浦口，然后坐火车直奔徐州而去。那里是他的嫡系部队所在的前线位置，即由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就驻扎在那里。过了徐州再往北，就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地盘了。

想当初，也就是去年八月十二日那场徐州之战，蒋介石本想一口吞下徐州，让那个不听他指挥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瞧瞧，从此以后就别在他面前翘尾巴。

哪知上帝却不成全他，而是弄巧成拙，反被孙传芳咬了一口，结果全线崩溃，只得仓皇逃窜。本来是想以此举动取胜来作为自己颐指气使的砝码，但其结果恰好相反，真是倒霉透了！

所以，他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抓起来，以“临阵脱逃”给枪毙了。其实他是在让王天培来替他受过，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要说临阵脱逃，他也经历了。但即使他惩罚了王天培，也得不到他的政敌们的认可，所以也就免不了来一个“引咎辞职”，以平众怒。

现在，蒋介石一看见徐州，这座他未曾攻克而让别人攻下的城市，心里就不免有些醋意，同时也对他手下那个何应钦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愤恨。那是因为在他提出“引退”时，作为他部下的何应钦却一言不发，这就助长了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新桂系对他的排挤力度。所以“下野”也就成了一句不是说说而已的戏言，而却变成了“假戏真做”的一次庄严行动。

如果不是那何应钦和桂系的白崇禧坐在一起一声不吭，说不定这个“下野”的结果还可以暂缓，哪知这个何应钦却一言不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与新桂系已“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也巴不得他早点“下台”。

想想这个何应钦，他在国民党军中，或者说在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建立起来的第一军中，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连他都巴不得蒋介石及早下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指挥水平的确太差。

但是蒋介石不这么想，他首先敏感到的，是“越俎代庖”、“喧宾夺主”这样一些词。在他的心里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何应钦有野心，想取而代之。

何应钦有这个胆量吗？从大量史实看来，你就是借给他三个胆，他也不敢。其实，他只是个对军事技术颇有研究的专业性人才。

何应钦是贵州兴义县人，比蒋介石小三岁。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同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作为同盟会员回国参加了由陈英士在上海组建的沪军，任营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到日本京都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国民党军中唯一一个在日本留过两次学的人。

从第二次留学回国后，何应钦就一直在黔军都督袁祖铭手下供职，任军参谋长，同时还兼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所以，在后来组建黄埔军校时，他就格外被引起重视，就任全校总教官。其实，在黄埔军校任校长的蒋介石，本来也没什么经验，所以他一遇到何应钦这种已当过地方军校校长的下属，就像得到了一个宝贝似的。

从渊源来看，此二人都是日本振武学校的校友，应该是有一点旧情的，从能力来说，何应钦两次留学日本，在总教官的位置，也表现出了一种高超的组织与训练才能，所以蒋介石是非常信任他的，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副手来对待，就任第一路军总指挥。

哪知这个何应钦，在关键的时候，却与新桂系站在一起，在他蒋介石面前却演出了“逼宫”这一出戏，就不得不使他加以防范了。在蒋介石的潜意识里，下面的人最可贵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

说得具体一点，有没有能力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听话”，把吩咐下去的事，不折不扣去完成，不管它对与错。

（4）

进入徐州城之后，蒋介石就直奔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准备一到就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

哪知事不凑巧，何应钦却不在。一问原因，下面的人说，他一早就带着卫队出去了。去哪里了呢？蒋介石马上通过电话询问，下面各军都说，不知道。这一下，蒋介石可来了劲，他马上通知各军军长来总指挥部开会，他要正式宣布撤何应钦的职。

终于，各军军长们都到齐了，他们是第一军军长刘峙，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第十军军长杨胜治，另外还加了一个徐州行营主任何成浚。

原来，这何成浚是随蒋介石从上海到南京复职的。之后，就被蒋介石派到徐州来就任行营主任了。实际上，他是代表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起监军作用的。

何成浚这个人，也是在日本振武学校留过学的，但比蒋介石早四年，应该是他的“学长”了。所以，当蒋介石一接到恢复他总司令职位的通知后，就把何成浚找来，要他去出任徐州行营主任。

蒋介石设置的这个“行营”，在后来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也就是说，他最初设置的动机，是在自己由于忙于政事无法脱身，而另一边的军事也很重要，怎么办呢？就委托一个人去代替他。这样，这个“行营”的机构也就产生了。当然，他委托的人，必须是他所信任的，有一定资历的，这个人就像他的替身，必须对他忠诚可靠。

此时，何成浚悄悄告诉蒋介石，何应钦不在，八成是带着他的卫队到城外打猎去了。

这一下可好了，终于让蒋介石逮着了一个把柄，于是就在这个由各军军长参加的见面会上，突然宣布，何应钦在统率第一路军期间，“军纪弛废，军人涣散”，拟撤销其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由第一军军长刘峙来代理。

这一下，可把全场都惊呆了。这何应钦究竟犯了多大错，居然被撤职了。于是，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会场顿时静得出奇，连一张纸掉在地上仿佛都能听见。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善于随机应变的刘峙，马上站起来附和道：“坚决服从校长的安排！”

当然，他是最大的获利者，如果不表示一下，肯定也说不过去。

大家一看刘峙都表态了，于是都恭恭敬敬站起来，纷纷表示：“坚决服从校长的安排！”

（5）

这刘峙是谁，他能充当此重任吗？

原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其资历仅次于何应钦。

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和何应钦对刘峙的印象都不错，这主要是他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关乎黄埔学生军生死存亡的棉湖之战中，他脱去上衣赤膊上阵，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一举击败了陈炯明叛军，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下来，蒋介石向大家转述了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即国民革命各军要在近期内集结徐州进行北伐，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大家一听，心里有数了，马上把孙传芳的最后一次进攻告诉给蒋介石。

原来孙传芳在蒋介石忙于夺权的十二月中旬，就与张宗昌又发生了争斗，结果被驻扎开封的冯玉祥给击退了，然后何应钦才敢倾巢出动，从浦口杀向徐州，与冯玉祥合兵一处夺回了徐州。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到了刘峙军中，检阅了他昔日的黄埔军。

然后又到第十军去看了看。现在这个军长叫杨胜治，是王天培被捕后，以“没有脱逃，稳住了阵地”为理由被蒋介石提升上来的。据说，他作战勇敢，在全军溃逃时，只有他那个师最后才撤走。

之后，蒋介石对随行来的王伯群说：“伯群兄主管交通，这浦口到徐州的铁路线就靠你来把控了，一定要保持畅通。”

王伯群听后，马上点头哈腰恭敬地应承。

接着，蒋介石又对李仲公说：“至于仲公兄，我现在拜托你一件事，你和何应钦关系不错，你去对他说，这撤职之事，是他咎由自取。我要让他知道，有我蒋某人，才有他何应钦，不然他什么都不是！”

李仲公一听，这才知道蒋介石要他来，原来是早就想好了的，于是马上说：“何应钦我很了解，他不是轻易就背叛谁的人，更没有什么野心，这一点请总司令放心！我和他接触的多，了解也就多一些，他平时忙于手中的事，在一些问题上没认真思考过，所以就显得迟钝了一些。”

（6）

蒋介石的先声夺人，让何应钦猝不及防。当他打猎回来时，在半道上就被蒋介石的卫队给挡了驾，然后向他宣布“他已经被撤职”，这使何应钦万分惊讶。

自龙潭战役以来，何应钦与白崇禧密切配合，好不容易把孙传芳的军队从南京城外赶胆长江对岸浦口，再从浦口又赶向徐州，而且现在已把阵地稳扎在了徐州以北。这在蒋介石“下野”之前是看不到这个局面的，而现在不仅没记功，反而被当着“军纪弛废，军人涣散”而无功，还要遭到撤职的命运。这真是冤枉极了，也是倒霉透了！

这让何应钦想不通。一气之下，就带着他的卫队去了火车站。他要回南京去了。

可是当何应钦回到南京后，居然发现曾经布置在他住宅周围的警卫部队也给撤了，心里更是窝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蒋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

看来，这“军纪废弛，军人涣散”一说纯粹是个幌子，而真正被撤职的原因肯定是另外有事。于是，他马上想到了去年蒋介石“下野”的时候，他不就保持沉默了吗？就这一点，就给予报复？再说，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糟了，能怪得了谁呢？

在桂系前面，他都觉得害臊，还有什么脸面来说上几句，这不是越涂越黑吗？杀了一个王天培也就得了，难道还要让他何应钦再去垫背不成？

正在何应钦闷闷不乐，胡思乱想的时候，王伯群和李仲公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这王伯群和李仲公与何应钦的关系还非同一般。他们都是贵州的老乡，又都是一起从贵州出来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的，而且王伯群后来还成了何应钦的舅子。

蒋介石把他们带到徐州，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何应钦被撤职之后，肯定会想不通，那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安抚工作，毕竟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将来他还有用。

所以，他就选定了王伯群和李仲公。对何应钦的撤职，蒋介石只是想给他一个警告，目的是要让他清醒清醒，在关键的时候要站好队，否则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何应钦见到他们后，马上说道：“这个蒋志清真是不讲情面，是他把事情搞糟了，却反而怪我们这些下属，死了一个王天培还不够，还要我去陪葬吗？”

他叫蒋介石为“蒋志清”，那是因为他们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时，蒋介石就是用的这个名字，但他与何应钦不是同一班，而是高一级。

李仲公毕竟是李仲公，他知道这里面的微妙，也就是说，他不能把双方的原话进行转达，这样会火上浇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矛盾会越陷越深。

怎么办呢？他只有在双方的面前尽量回避他们互相不满的言辞，而杜撰一些好话进行降温，这样才算解除了双方的矛盾纠葛。

结果，终于把这场风波平息了过去。

最后，他让何应钦写了一份辞呈，提出自己病了，需要疗养。

蒋介石看了，也就给予了批准。

（7）

蒋介石一到徐州后，马上又发电报通知进驻安庆的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进驻苏州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二人前来徐州，还通知已经有投靠意向的前张发奎部队缪培南第四军赶快北上，经安徽来徐州集结。

缪培南部不是在广东五华县境内的潭下之战中被黄绍竑抄了后路差点儿全军覆没吗？还好，目前他们已冲出包围转移到了江西东北部，正在听候蒋介石的“收编”。这一下好了，在蒋介石的第一路军中，又多了一个军，这对一向注重实力的蒋介石来说，真是一件大喜事，何况北伐在即，正在用人之际，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调元和贺耀祖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孙传芳、吴佩孚的部下。如今改换了门庭，其手下的部队也不少，都可以进行整编后开赴战场。

在未到徐州之前，蒋介石就想好了，把何应钦的兵权夺到手后，以原来的第一路军为基础，成立一个第一集团军。经过他仔细斟酌，第一集团军应下辖四个军团十八个军，其部队的建制及各级指挥官序列如下：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杨杰

        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

        第一军：军长刘峙（兼）

        第四军：军长缪培南

        第九军：军长顾祝同

        第十军：军长杨胜治

        第二军团：总指挥陈调元

        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

        第二十六军：军长陈焯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

        第三军团：总指挥贺耀祖

        第二十七军：军长夏斗寅

        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瑶

        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兼）

        独立第二师：师长陈耀汉

        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

        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

        第四十一军：军长鲍刚

        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

        第四十七军：军长高桂滋

        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王均

        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

        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

        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

        炮兵集团：总指挥陈诚

        后方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

        航空队：总指挥张静愚

        铁甲车队：屠金声

然后，蒋介石还准备把冯玉祥的陕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组成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让他们专门去对付张作霖的奉军，而他的第一集团军则主要在山东地界对付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从以上序列看来，这第一集团军，共四个军团十八个军一个独立师，外加炮兵集团，航空队、铁甲车队和后方预备队，总兵力已达二十九万人。

这样，整个北伐的东路军事力量，也就基本具备了。

这里，蒋介石根本就没考虑到李宗仁的征西军。他认为，既然他们还在为征讨唐生智留下的刘兴部四个军，那就让他们去打好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有那个不老实的程潜，与唐生智、刘兴等，都是一路货色，就让他们去相互消耗吧！

（8）

之后，蒋介石在徐州拍电报给冯玉祥和阎锡山，先对他们在他未复出之前对他的“复职”呼吁表示感谢，然后要他们到开封来，他要亲自去和他们商议第二次“北伐”的事情。

这样，蒋介石就离开了徐州奔往开封。

此时陇海铁路已经畅通，其间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经过十多个小时后就到了。

“陇海铁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叫起来的，最初却不是这样叫，它只有从洛阳到开封这一段，应该叫“汴洛铁路”，后来才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直到西至甘肃天水，东到江苏的连云港。

此时的冯玉祥驻扎在开封。他是去年三四月间从潼关出发，一直向东打到了洛阳，然后又打到郑州与唐生智的部队会合，最后才向东边的开封进军，而在北面，沿京汉铁路，几乎都有他的部队驻扎。

在军事力量中，冯玉祥现在已有三十多万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北伐武装。如果再加上一直龟缩在山西的阎锡山晋军，总兵力不低于四十五万人，这对蒋介石来说，去争取他们，已经是不该犹豫的事情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本来就不是国民党自己建立起来的武装，而是在中途投靠过来的。这就预示着如果条件一变，他们还有可能“反水”。所以，去拉拢他们已经是蒋介石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

说到冯玉祥，蒋介石上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徐州。那时是去年六月十九日，是冯玉祥亲自坐着火车去徐州与他见面，或者说，是冯玉祥有求于他，才主动从开封过来，与他协商共同北伐的事。

那时，汪精卫要“东征讨蒋”，而冯玉祥却要“北伐奉张”，如果蒋介石忙于去对付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军，那东边的孙传芳、张宗昌就会乘虚而入去抄他的后路，到时候就被动了。所以他在郑州给了汪精卫四个字，“媾合清党”。

出于冯玉祥当时有二十八万人的军队可以牵制张作霖的奉军主力，所以汪精卫也就不得不听。同时，在徐州的会晤，也不得不让蒋介石听从他冯玉祥的主张，放弃后顾之忧，在东边进攻孙传芳和张宗昌。

从当时的形势看，冯玉祥是既为了国民党右派们的大局，也为了他自己不被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围歼”，所以他要特意到徐州去一趟。当然，这是非公开的，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把自己所乘的火车不是往东开，而是往西开了一段路后，再往东开。

为了保守秘密，蒋介石带着幕僚们专门来徐州郊外的一个小站迎候，也准备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磋商。而此时，冯玉祥却耍了一个心眼。他不坐在前面迎接他的“花车”上，而是躲在后面堆杂物的车厢里，跟蒋介石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把戏。

那时大家都还是第一次见面，只听见熟悉的名字却没见过面。所以当蒋介石们发现他们隆重迎接的“花车”居然没有主角时，正在疑惑。这时只见一个叫花子似的大汉像疯子一样从最后一节闷罐子车里跳了下来，然后笑着向欢迎的人群不停地招手。

大家一看，此人十分高大，头上戴一顶有帽沿的蓝色帽子，但上面没任何标记，还缠着一块布料把两耳盖住只露出一张黑色的胖脸，脖子上也拴了一块蓝色的布料作为披风，而腰间却拴着一条布巾，衣服和裤子都是那种洗得发白的河南灰色土布，还扎着绑腿，穿着草鞋，再别上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使人一看就想到了来自沙漠中的劫匪。

大家正在惊讶冯玉祥哪儿去了，这里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汉，就更惊讶，但是却没有人去阻拦，仿佛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正在这时，从花车上下来的警卫们马上分列两旁，各就各位，给这个出奇的大个子让道，敬礼。

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9）

现在，冯玉祥在接到蒋介石要来开封的电报后，心里非常高兴。其实，在一月初，他就知道蒋介石复出了，而且还邀请他参加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但是由于冯玉祥的军务在身，根本无法前往，所以就只好放弃。

想当初，在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正在闲居之时，冯玉祥和阎锡山就发过电报支持他复出，这倒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情，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或者说，是另一种危机正在威胁着他们，那就是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开始在向他们进攻。

此时，他们希望蒋介石复出后在东边的徐州继续牵制孙传芳和张宗昌。不然，如果张作霖把所有的北洋军压过来，可能他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

此时，南方正在发生宁汉战争和“张黄事变”，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却已开始在向张作霖进攻。尤其是那个精于算计的山西人阎锡山，在十月初就正式向他一直依附的北洋军奉系张作霖宣战了。

而初战似乎很顺利，几乎是三路出兵，三路顺风，一下就攻占了山西之外的新乐、石家庄、涿州、怀化、定化。

那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正在讨伐唐生智。冯玉祥除了在双方的关系中斡旋，还对唐生智施加压力给予威胁，说如果他不听南京特别委员会指挥，那就有可能大家一起来讨伐他，而且还把前锋部队摆在了武胜关，给唐生智的背后造成了威胁。

其实，这是他故意制造的一种假象，目的是让唐生智屈服，不能再兴风作浪，然后大家一起去对付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如果他真的要去讨伐唐生智，也根本就派不出多少兵，原因是张作霖不给他这个机会。

此时，冯玉祥看见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已经指望不上他们了，于是就与阎锡山约定，一同伐奉。具体分工是，直隶及其以北地区，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取，而陇海线以北地区的山东地界则由冯玉祥军队负责。

十月初，阎锡山率领他的晋军，对奉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晋奉大战拉开了帷幕。

几天后，冯玉祥兵分三路，也向盘踞在山东境内的直鲁联军发起了进攻。第一路以鹿钟麟为主帅率兵五万，从豫东沿陇海线进攻徐州；第二路由刘镇华率兵八万，从考城向山东济宁进攻；第三路由孙连仲率兵四万，从大名向山东德州进攻。

此外，以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马鸿逵、郑大章等部的九万余人，为总预备队，在郑州、开封集结待命。

因为各种原因，刘镇华和孙连仲这两路，进展不大，只起了一些牵制作用，真正的大战却发生在陇海线上。

此时，鹿钟麟所率的五万多人，却被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褚玉璞统率的十万之众所冲击，除此之外，还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阵，鹿钟麟马上就顶不住了，只得后退。

这一退不要紧，马上就丢失了商丘、归德，一直退到兰封附近。

此次战役损失惨重，连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也成了俘虏。

冯玉祥这一下慌了，急调十万兵力，由石友三、韩复榘指挥，去支援鹿钟麟。

此时也是十月下旬，直鲁联军沿铁路西进，快逼近开封，但他们却犯了一个错误，即战线太长，轻敌冒进。

这就给了冯玉祥一个“切成数段，各个击破”的机会。于是，直鲁联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冯玉祥摆在肉案上的骨头，任意宰砍了。

冯玉祥的策略是，以主力猛攻铁路两侧，用骑兵抄袭敌军后方。

当他截断了铁路交通线后，直鲁联军顿时大乱，只好放弃铁甲车徒步撤退，途中又遭围追堵截，有三万人居然被俘，五列铁甲车也躺在铁轨上，成了冯玉祥的战利品。

装甲列车在当时算是军阀战争中最新式的武器，它安装在铁道上，就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堡垒。有了它，那就如虎添翼，还能稳操胜券。

前线兵败，使长得牛高马大的张宗昌非常沮丧。为了泄愤，他居然不讲战场规则，把俘虏来的高级将领郑金声给杀了。

冯玉祥和韩复榘知道后，一面为郑金声的遭遇悲痛不已，一面把张宗昌的残暴愤恨到了极点。他们发誓，以后抓住张宗昌本人，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0）

正当冯玉祥和阎锡山开始向张作霖和张宗昌进攻之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又开始发动了惩治唐生智的宁汉战争，所以一时却腾不出手来，这样就使冯玉祥本来是打了胜仗的，却不敢孤军冒进了，而是把主力撤回到兰封一线。

张宗昌看见冯玉祥打了胜仗却还要撤退，觉得有些反常，以为冯军内部出了问题，于是又重新集结了十二万的大军，再次向冯玉祥驻守的豫东地区滚滚杀来。

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直鲁联军是倾巢出动，仿佛在做最后一搏，想以此来挽回他们曾经失去的河南，甚至安徽、湖北。

他们兵分三路向冯玉祥进攻，冯玉祥也兵分三路迎战，双方兵力不相上下，就在这豫东平原的开阔地带展开了决战。

这有些像两个人摔跤，没有任何投机或侥幸的可能，只有凭着那股子蛮劲。结果却发现，只要有一方失误太多，而另一方就渐渐占了上风。

从这一点看来，直鲁联军却是最先出现这种迹象。

因为，在它的内部，比冯玉祥内部更复杂，各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本来就差，再加上指挥者们都不愿拼死作战而言保存实力，其战斗力就更差，这就被冯玉祥采取的各个击破终于击败。

在陇海线上大获全胜后，冯玉祥的大军逼近了徐州。

于是，双方又在徐州城西郊开始了反复争夺。

驻安徽宿州的孙传芳见徐州危急，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好下令开始北撤。

此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路军却在宿州以南的蚌埠，他看见孙传芳撤军，才敢北上。

十二月中旬，当何应钦的第一路军进至徐州南郊时，孙传芳和张宗昌怕腹背受敌，慌忙撤离徐州。

这样，何应钦所率的第一路军也就占领了徐州。

（11）

当冯玉祥接到蒋介石的复出电报后，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内终于又在蒋介石的手中掌控了，更其重要的是，他在对付张作霖时就再也不是孤军了。

现在，他接到了蒋介石要亲自来开封会他的电报，更是喜不自胜，于是就整了整衣冠，准备率队到车站去迎接。

想起蒋介石在去年六月间给他承诺的每月二百五十万大洋的军费，他马上就来了劲。蒋介石一到，看来这军费又有着落了。

但冯玉祥也是一个不容低估的政客，他马上又敏感到了另外的事情来。因为蒋介石要屈尊来会他，这说明肯定有要事来求他。他在心里说，看来还得谨慎，不然会被他卖了还帮着一起数钱。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坐火车前往开封。十多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

一下车，马上就得到了冯玉祥的热烈欢迎。

此时，冯玉祥一改先前那种叫花子打扮。他戴着苏式大八角帽，但衣服还是那种灰色的土布，却没有扎腰带，也没有背枪，脚下也没扎绑腿，而是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

当他和蒋介石握手之后，两人免不了是一系列的寒暄，叙说分别后的情形。然后一起上了早已预备的高头大马。

在马队的一路开道下，大家众星捧月般的把蒋介石迎进了司令部。此时，蒋介石戴上大沿帽，脚蹬长筒靴，身背武装带，腰别小手枪，一副正规军人的打扮，而冯玉祥却像一个大个子伙头兵，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

待大家在司令部坐定之后，蒋介石尖着嗓子对冯玉祥述说当前的形势，要冯玉祥积极配合他马上就要举行了第二次北伐。由于他是浙江奉化口音，使安徽出生的冯玉祥听起来很费劲，于是就找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来做“翻译”，他就是冯玉祥手下第四军军长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这个人以前是清朝的军官，当过西域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还被袁世凯拜过上将军。

二月十七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坐火车到郑州去检阅了他的西北军。这里是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差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待检阅完后，蒋介石所看见的冯玉祥部队人数众多但武器不行，许多人还在使用那种大刀片子，心里就有些自问，他们这样行吗？其实这是冯玉祥特意做来给蒋介石看的，目的就是要向他要枪要炮，还有军饷。

为了笼络住这个大财神，在冯玉祥的授意下，由老将军马福祥出面，提议他和蒋介石结拜为异性兄弟。

蒋介石一听，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原来，他也信这一套。这真是“唱歌的与拉琴的会在了一起，一拍即合”。

为了笼络别人，蒋介石也曾用过这个手段，在第一次遇见李宗仁时，也做过结拜。结果怎么样呢？在关键的时候，还不是被李宗仁挤下了台吗？

但是，现在形势需要他这样做。所以就在二月十八日这天，蒋介石在郑州又用他拉拢李宗仁的办法，以封建行帮的形式，与冯玉祥换了兰谱，盟誓结拜。

这“兰谱”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一张名片上，然后再写上一句相互祝福或勉励的话，交换后各自收藏作为凭证。

在长者马福祥的主持下，结拜仪式在一片香烟缭绕中开始了。

他“哼哼啊啊”地在两人跪着的大厅中央唱了几句什么之后，就开始念道：“四十二岁蒋中正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与四十七岁冯玉祥生于壬戌年九月二十六日，于今日义结金兰，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

在“兰谱”上，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

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马福祥的话音一完，二人马上向他叩了一个头，以表示对“长者”的感谢，接着又互相叩了一个头，这才把胸前一直捧着的“兰谱”互相做了交换。之后，二人携起手站起来，互相作揖道贺，开始按“兰谱”称兄道弟起来。

在郑州逗留的几天里，阎锡山一直没到，看来他那边确实有些吃紧。所以，只有把他派到冯玉祥军中的代表叫来参会了。

在冯玉祥的高层军官会议上，蒋介石宣布，第二次“北伐”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广大将士用心努力，并承诺，所需军饷和枪支弹药由国民政府统一提供。

他这一说，让一向贫穷的冯玉祥手下的军官们马上来了精神。

于是，按照冯玉祥提供的名单，蒋介石又宣布，继续把他们编为第二集团军，而阎锡山的晋军则为第三集团军。其具体序列如下：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总参谋长：刘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

        第三军：军长孙良诚

        第五军：军长石友三

        第二十一军：军长吕秀文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

        第一军：军长韩占元

        第十四军：军长秦德纯

        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

        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

        第六军：军长韩复榘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

        第二十三军：军长刘镇华

        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恩茂

        第二十八军：军长万选才

        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

        第二军：军长刘汝明

        第十八军：军长鹿钟麟

        第二十军：军长庞炳勋

        第三十军：军长刘骥

        第三十二军：军长冯治安

        骑兵第一军：军长郑大章

        铁甲车集团：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的详细名单，由于阎锡山没来参会，不是很清楚。参会代表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名单，现也罗列如下：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

        总参谋长：朱绶光

        左路军：司令商震

        中路军：司令商震

        右路军：司令徐永昌

        预备军：司令丰玉玺

        炮兵集团：司令周岱

以上两个集团军，大概有四十五万人，加上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那就是八十四万人。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非常乐观的事了。

但是，正在他高兴之余，却有一件事又让他不安起来。

原来李宗仁的征西大军在白崇禧和程潜的进攻下，已占领长沙。此时，刘兴已出走，余下的四个军被白崇禧收编在他的名下，这一下，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一下就增加了四个军，这让蒋介石怎么能心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