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对英国的市场经济带来了伟大的进步，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实《国富论》早在晚清时已译成中文，这似乎是世界上第一部正规意义上的经济学书。直观书名，似乎它只是一部关于国家如何才能富强的书，其实国富未必就强，尤其是民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比欧洲更富裕，亚当•斯密在书中说，中国的富裕历来强于欧洲，但“中国的农民虽然终日劳作，所得若能够买一点稻米，就会觉得很高兴。技工的处境更为困难；欧洲的技工可以坐在家里悠哉地等待顾客上门，中国的技工就不得不随身携带工具，到处寻找工作以求糊口。中国下层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困国家的劳动者。”亚当•斯密提到，五百年前的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是相同的，这个国家即没有退步，也没有进步，国家依旧富裕，人民还是贫穷。王朝的富裕丝毫没有惠及到普通民众。
《国富论》并不完全是一部论证国家如何才能致富的书，即便在当时的英国，英国的富裕程度也比不过荷兰，其自由度也没有比它北美的殖民地高。《国富论》的原名其实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这个书名中我们才能得出它所强调的并不是国家如何才能富强，而是国民的财富是如何才能增长的问题。因此所谓的国富并不单指国家财富的增长，而是如何才能在国富的基础上使人民富裕。他提倡的经济是反垄断和反计划干预，他认为个人需要有法律所保障的自由，经济必须服从市场的规律。
《国富论》论证了一个国家并不是在非常富裕的时候，它的人民才拥有幸福的时光，而是这个国家在最发展的时候，它的人民才是最富裕的 。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富裕国家，富裕的国家并不一定有着富裕的人民。只有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下，各阶层才保有快乐和兴旺的状态，而静止是呆滞的循环，退步则更是相反。
从历史上讲，中英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古代中国没有自发的出现独立的“自由市民”和“自由商人”。我们的传统对商品交易和海外贸易有着严格限制，它制约了民间财富的增长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中国是个农民大国，虽然古时英格兰农民也贫穷而低贱，但他们的城市居民获得了的自由和独立的时间却要早得多。在英王的收入里，虽然有城市居民所缴纳的人头税，但他们的居民没有受到国王的牢固控制，他们可以选择由自己来承包本市的税收。亚当•斯密说，“因为，欧洲各国君主本来就有将整个庄园的税收交给全体佃农包办的传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征税。同样，城市居民对全部税收共同负责，并由自己的官员征收入国库。”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本有着一定限期的代征方式逐渐的转变成一种普遍的做法，长久以往，这种征税方式给予城市有了一定的自由度，由此产生了“自由市”，市民变成了“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说，“与此同时，社团和社区出现了，市长和市议会被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的法规，军事等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这些就是欧洲经济之所以能够自然的过渡到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条件。
古代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她的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口最多也最勤劳。但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对于各国来说，农村的市场都不足以促进资本的增加，即使资本增加了，贸易也不会在农村扩大。由于过于集中的王权统治所产生的过度的压榨，自由的市场经济就难以出现。
亚当•斯密认为，“一种事业只要对社会有利，就应该任其自由竞争发展。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对整个社会越有利。”《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它确立了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理论被后世经济学家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
国富论强调的是国富民强，国富民强的重点就在于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市场在表面上看似混乱不堪，实际上却有着一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方向（这里也被认为是宗教上的上帝之手），也就是说，政府不该用行政举措来干预市场，经济有着自我调节的功能。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提倡的市场经济早已被证实为现代经济发展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