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的矛盾，其实还不能说是各自给社会开药方，都觉得自己的药最灵，而是在核心诉求上就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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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拿开药方来做比喻，那就可以说：
儒家开的是营养液，为的是让病人康复.
法家开的是猛药，为的是让病人"能行”.
至于病人康复之后能不能行，儒家不关心.
病人"能行”之后健不健康，法家不关心。
也就是说，法家关心的是富强，儒家关心的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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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但在古代，秦朝就是富强但不和谐的典范. 中央的控制力强了，对百姓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国家统一了，也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的人无处可逃了。都知道战乱死的人多，但修长城死的人是不是更多，不好说。战乱使人颠沛流离，但到了和平年代，一会儿几十万人北上修长城，一会儿几十万人南下开疆拓土，一会儿又把全国富人强制拆迁，就算还有什么。国际社会"看不惯(当然已经没有了)，也无所谓。
这才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的这两句名言是众所周知的。
及至汉朝开始，国家政权实质是采用了外儒内法作为指导思想. 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