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儒学，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论语》。历朝历代的文人志士将其奉为专著经典，以此作为治国方略和行为准则的重要参考，宋相赵普的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更是把《论语》以及《论语》背后的儒学提升到文人理想的至尊地位，并广为流传。

实际上，《论语》只是儒学的一部分。而儒学，也仅仅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两条主线中、在世俗社会产生作用的显性一条。

那么，另外的一条隐性主线在哪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思考另一个与之关系紧密，同时也是于中国历史而言非常关键的问题——就自身历史进程来说，为什么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作为一个世俗性整体存在，而没有走向宗教化？

横向比较与华夏文明同列的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西方文明，后三者都不可避免地滑向各自的宗教一端，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失重。唯独华夏，历经四千年风雨洗礼，尝遍人类文明从原始到高级递阶的沧桑起伏，仍旧屹立在世俗世界的大地之上，目光清明，仍旧奔腾于希望的青天之下，激情不灭。

尽管，我们的历史要长得多，我们的祖先要多得多。

如果能有一次时间穿梭的机会一窥历史究竟，我希望重回西周。

众所周知，中国的世俗社会始于周朝。而在周以前的夏商两代，尤以殷商为重，巫术之风盛行，从皇室贵胄到平民百姓，从王宫桂殿到闾阎巷陌，占卜蓍草到处可见。某种程度上，巫术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最为流行、同时也是占据最优次序的行事方法，它代替了常规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而凌驾在世俗生活之上。

这里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历史沿着殷商所设立的发展惯性继续向前，华夏文明是否会朝着更深程度的鬼神崇拜甚至是彻底宗教化迈进？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没有后来的西周。

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程度，我们无从得知自殷商覆灭到西周勃兴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以至于已深深扎根在商朝活动习俗里的神巫之术竟在一夜之间隐匿不见。

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却可以在一夜间毁灭。

但文化不一样。习俗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是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后所形成的特定的、并为其他成员广泛接受的行为习惯。习俗一经确立，便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一般情况下，除非是极端的社会动荡或是文明的断裂，否则习俗难以在短时间内瓦解和更替。

遗憾的是，历史独本的关键一页暂时对我们设置了锁定选项，我们没有权限进入其中浏览掌握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这页翻过，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姬周王朝摒除神巫束缚完全走向世俗化的结果，不见原由，亦不见过程。

公元前841年，镐京动乱，周厉王出奔，西周王室飘摇，直至公元前770年，春秋巨变之门由此开启。

与之相随的，不仅仅是神州大地上绵延千里的诸侯争霸与硝烟烽火，更有华夏文明史上最为璀璨最为深刻的思想爆发，没有之一。

百家争鸣的光芒里，儒家是其中耀眼的一缕。而自西汉武帝接受大学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来，儒家思想便正式站在华夏意识形态的顶端，深深融入到古老民族的每一寸山河，每一股血脉之中，悄无声息，无处不在。虽然期间几经调整，但无论是新儒学、理学还是心学，其本质都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寻求更好适应和更高发展所进行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完善，归根结底仍在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学体系框架以内，并无结构性的断裂或是改变。

关于儒家思想，人们会有很多方面的理解。其中大多数理解是从个人规范、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角度展开的。而这些视角，其实都是儒家思想的显性一面。

所谓显性，指的是受某一思想影响，发生于目标对象上可描述、可显现的效用。这个对象可大可小，其范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一领域，甚至可以是整个社会乃至国家。

儒家思想显性一面的作用发挥，是在世俗社会里建立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有效秩序——在这张秩序网络中，从个人到家庭，从宗族到社会，各在其位，各遵其道，就好比宇宙中沿着轨道运行的星体，按照一定速度运转的同时，又受到周围的磁场作用，其结果便是无论个体还是环境整体总是能够在各种偶然和险象环生中得以留存，并稳定、持续地运转下去。

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另外一条主线，则是在与世俗社会相对应的精神世界里人为设置了一个界限，一个试图把人的理性与鬼神世界隔离开的界限。

很早以前，人类便认识到，宇宙混沌，天地无情。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人如沧海一粟，命若蝼蚁草芥。

了解了这个毫无可能更改的绝望前提以后，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遮掩掉本源的痛苦，与生命达成暂时的和解，进而维持种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延续，成为人类文明早期重要而迫切的哲学命题。

囿于生产力的困乏与落后，在面对眼前尽是不可知的陌生环境时，把某些自然现象和事件巧合作为一种受超精神力量控制的特定显现时，早期宗教便由此产生。之后，经过基于认识丰富基础上的想象包装，这种超自然力量慢慢具化，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物，甚至可能是一种仪式。

这是人类文明早期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认识起步必须经历的一个步骤，殷商的巫术崇拜便是如此。

不过幸运的是，在全民热衷占卜、鬼神成为精神慰藉的主要方式、整个社会慢慢滑向宗教主义的边缘时，一种更加积极、饱含宽宥与智慧的人生方法出现了，它不仅成功替代了前者，而且从此扎根华夏，奠定了往后千年的价值主流。

正如遗憾错过商周之际所发生的、足以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般，我们同样无从知道是哪些智慧先贤们思考、创造出了这一思想上的关键转折。中间的艰辛过程不得而知，我们最终看到的，仅仅是集中爆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这场思想风暴过后，遗落在历史沙滩上的少许贝壳。

儒家思想是其中的一个，而让儒家思想闪光、唤醒华夏民族希望的起点正是从孔子这里开始。

为了抗衡活着的绝望，孔子在世间化了一个圈，一个把世俗生活与鬼神世界隔开的圈。他的全部努力，则是将人们引入并限定在世俗生活的这个圆圈里，不越一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断完善圆圈内部，同时加固圆圈外围，试图将民族的价值浮动牢牢锁住。

在世俗生活内部，如上文提到的，孔子建立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秩序网络，而支撑起整个网络有效运转的则是“礼”，秩序覆盖下的所有成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礼制开展，这样就保证了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在世俗生活顶端，则是确立了国家在与神灵交流中的垄断地位，朝廷是唯一享有与神灵对话的组织机构，而皇帝本人则是上天在人间的人格化显现，皇权的至高地位与君权神授的合法性由此得以认证。

任何一个宗教，归根结底都是在讲述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当在现实中寻求无果、应对无望时，便转由向其他地方寻找答案和解脱，这就是宗教的逻辑前提。

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在面对生死时天生的恐惧，找到一条积极有效的生命和解之路，孔子在世俗社会的根部植下了一颗树，这棵树的枝叶连同树本身便构成了以宗法制为原则不断繁衍、不断蔓延、不断累积的华夏社会，直至今日。

宗法制不仅仅是规定家族继承、构建社会秩序的有效制度，实质上更是一种连接生死、解释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

通过宗法制，人们可在两个维度上实现对生死的超越。

从生命的延续性来看，家族祭祀和子孙繁育是向上和向下的两架梯子，沿着这两架梯子攀爬，可以分别寻到生命的起源和接续，自我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现在。而现在不是永恒，它曾经是未来，它在未来将成为过去，时间的效用在这里失去了意义，生命的永恒便获得了可能。

从生命的扩张性来看，宗法制将个人、家族、社会、国家连成了一体，个人的行为与成长不再限定在一个范围，而是向上延伸直至与民族历史紧密相连。因此，个体的奋斗拥有了超越个体价值以外的宏观意义，个体不再是个体本身，可以同时背负着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生命的无限便获得了尊严。

年少不识人间，总觉得世事正好，理应所有。

待慢慢清明，回望一眼大地沧桑，回味一声历史低叹。

万古长空，山河依旧。

向这个古老的民族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