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摩托车抵达我生命中的时候，通体银白如月光铸就。
陈屿推着它出现在我公寓楼下，像个展示战利品的猎人。那是我们第三次约会——如果前两次在咖啡馆和公园的长谈算约会的话。他拍了拍座椅，金属发出清脆的回响：“送你的，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二十岁的我被这银色的庞然大物震慑住了。我从未骑过摩托车，甚至从未想过要骑。但陈屿眼中的光芒如此炽热，仿佛这不是一辆机器，而是自由的请柬。
“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听到自己说。
“贵重？”他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我后来才明白的优越感，“重要的是它带给你的感觉。想象一下，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世界在你身后飞速倒退。你会爱上它的。”
于是我收下了。不仅收下了摩托车，也收下了与之配套的想象——一个需要风、速度和冒险的我。
学骑摩托车的过程如同驯服一头钢铁野兽。我摔倒七次，膝盖和手肘上添了新疤，但每当陈屿在场时，我总装得比实际上更勇敢些。直到某个深夜，当城市的霓虹变得模糊，我第一次独自骑行穿过空旷的大街，风确实如他所言从耳边呼啸而过。那一刻，我以为我懂了这份礼物。
但礼物总有价格，只是当时我还不懂如何计算。
第一个冬天，摩托车开始出现故障。在一个雨夜，它突然熄火在跨江大桥中央。我打电话给陈屿，他二十分钟后赶到，一边检查引擎一边说：“你得学会爱护它，摩托车很娇贵。”
“我以为它是自由的象征。”我冷得发抖。
“自由需要维护。”他没抬头，双手沾满油污。
那是我第一次隐约察觉，这辆银色的“自由”或许需要我付出某种代价来维护。但彼时我太年轻，以为所有的关系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维护。
接下来的七年，摩托车成了我们关系的晴雨表。它正常运转时，陈屿会拍拍它的油箱，像赞许一匹好马；它出故障时，他会皱眉：“你怎么骑的？”
问题从最初的点火困难，到链条松动，再到刹车偶尔失灵。每一次维修，陈屿都亲自操刀。我们的周末越来越多地花在他的车库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汽油混合的气味。工具散落一地，我递扳手，他拧螺丝，配合渐渐默契，如同某种古怪的双人舞。
“这里，你看，”他会指着某个零件，“这里磨损了。骑车时要更温柔些。”
温柔。这个词渐渐笼罩了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对待摩托车，温柔地说话，温柔地存在。我的骑行路线逐渐固定——从公寓到公司，从公司到超市，从超市到公寓。偶尔的远行必须提前计划，检查天气，规划有摩托车维修店的路线。
“为什么不买辆汽车？”朋友问我，“更安全，更方便。”
我看着窗外银色的摩托车，它停在雨中，像一头疲惫的野兽。“陈屿说摩托车更有灵魂。”
“谁的灵魂？”朋友反问，“他的还是你的？”
我没有回答。那时我已经开始疑惑，这辆摩托车到底承载着谁的自由？每当陈屿称赞我“骑得越来越好”时，我听到的潜台词是“越来越像我期望的那样”。
直到第三年冬天，摩托车开始漏油。黑色的液体像生命的血液，一滴一滴落在我的停车位上。陈屿花了两周时间修复，期间我乘坐公共交通上班。当他终于宣布修好时，他脸上有完成杰作的骄傲。
“它还能骑多久？”我问。
“只要你好好对待它，永远。”他说。
可是“永远”开始出现裂痕。第五年，发动机彻底故障。维修费用相当于新车的一半。我犹豫了，陈屿却毫不犹豫：“不能抛弃它，你们有感情了。”
“它是一台机器。”
“它见证了我们。”他的眼神里有种我不忍打破的东西。于是我同意了，支付了昂贵的维修费，换来摩托车又一年的喘息。
那一年，我开始做同一个梦：我在空旷的道路上骑行，摩托车突然解体，零件四散飞向天空，我独自站在路中央，浑身轻松。
醒来时，我总是看向窗外，摩托车在晨曦中闪着微光，像一种温柔的谴责。
真正转折发生在第七年的秋天。那天我要去城西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摩托车在半路熄火。我试着重启，它毫无反应。雨开始下，打湿我的西装外套。我打电话给陈屿，他的声音从听筒传来：“是不是又没按时换机油？”
“我换了，上周刚换。”
“那不可能无缘无故熄火。你最近骑车是不是又很猛？”
我站在雨中，看着这辆银色的机器，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围绕着它如何出故障，而我如何导致故障。七年来，我们讨论摩托车的次数超过了讨论未来、梦想，甚至超过讨论我们是否还相爱。
“我叫拖车。”我说，挂断了电话。
拖车费用昂贵，维修师傅检查后摇头：“小姐，这车年纪大了，很多零件都停产了。修的话只能找二手件，而且不敢保证能撑多久。”
“还能修吗？”
“能是能，但不值得。这钱够买辆不错的新电动车了。”
电动车。这个词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我想起同事林薇的小电瓶车，淡蓝色，轻巧安静，她每天骑着它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不为停车位烦恼，从不担心半路熄火。
“修吧。”我说，却不知为何做出这个决定。
陈屿得知维修费用后，罕见地沉默了。那个周末，他没有来车库。我一个人清理了摩托车，擦去它身上的泥点，银色的漆面已经斑驳，像老去的皮肤。
它最后一次坏掉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二早晨。我正要骑车去上班，它毫无预兆地倾倒，压住了我的脚踝。疼痛并不剧烈，但那一刻，某种东西终于断裂了。
我没有打电话给陈屿，而是叫了回收公司。当拖车将摩托车拉走时，我站在公寓窗前，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仿佛卸下了背了七年的重担。
那天下午，我去了电动车专卖店。展厅里陈列着各种颜色的小电瓶车，轻盈、安静、实用。我选了一辆珍珠白的，它看起来像一只温顺的鸽子。
“需要试骑吗？”销售员问。
我点头。当我骑上它，按下启动键，它安静地向前滑行，几乎没有声音。没有引擎的轰鸣，没有油门的震动，只有风轻轻拂过脸颊。我突然笑了起来，笑得眼眶湿润。
我付了款，骑着新车回家。途中经过一家花店，我停下来买了一束向日葵，放在车前篮里。花束随着骑行轻轻颤动，像在点头致意。
陈屿三天后才注意到摩托车不见了。他来到我的公寓，第一句话是：“摩托车呢？”
“处理了。”
“处理了？”他的声音提高，“为什么没跟我商量？”
“它坏了，修不好了。”
“不可能修不好，是你不想修了。”他的眼神里有指责，“那辆车陪了你七年，你就这样抛弃它？”
“它压到了我的脚。”我平静地说。
“那肯定是你停放的方式不对。”
那一刻，我看着他，突然清楚地看到我们之间横亘着什么。不是摩托车，不是七年时光，而是他需要我成为一个需要他修理的人，我需要他成为一个为我提供修理的人。我们在这相互需要中建立了某种平衡，却忘了问这是否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我买了电动车。”我说。
他愣住了，仿佛我说的是外星语言。“电动车？那种...玩具？”
“它轻便，安静，不需要经常维修，充电就可以。”我列举着，每说一条，都感觉呼吸更轻松一些。
“但摩托车有灵魂，电动车只是工具。”
“也许我一直需要的就只是个工具。”我说，“一个能带我去想去的地方，不会在半路抛下我，不会让我担心下一次故障的工具。”
陈屿的表情从困惑转为愤怒，最后归于一种深深的失落。他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仿佛在告别一个他精心打造却突然自主行动的作品。
如今，我骑着小电瓶车已经三个月了。它不会在雨天熄火，不会需要周末维修，不会在我们之间制造故障与责备的循环。我骑着它探索城市的小巷，发现以前因为担心摩托车无处停放而从未去过的咖啡馆和书店。
上周，我在旧货市场意外遇见了那辆摩托车。它被重新油漆过，但骨架我认得。买主是个年轻男孩，正兴奋地向朋友展示。
“这车不错，就是老点。”他说。
“它很容易坏。”我忍不住说。
男孩笑了：“没事，我喜欢修东西。”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出市场时，天空飘起细雨，我戴上电动车附赠的雨披——轻便、防水、折叠起来只有手掌大小。启动车子时，我想起陈屿曾说，风雨中的骑行才是真正的自由。
但他错了。自由不是与风雨对抗，而是知道何时该寻找遮蔽。自由不是维护一件不断破损的礼物，而是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工具。
我的小电瓶车安静地滑入街道，雨滴打在雨披上发出轻柔的声响。我不再需要轰鸣声宣告我的存在，不再需要征服机械来证明我的能力。我只是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去往我想去的地方，带着一篮子刚买的蔬菜和一本新书。
风依旧吹过，但这次，它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