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欲恶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载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四气而后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动，共相竭也。五行四气十二月，还相为本；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翻译】
什么是人的天然情感？欢喜、愤怒、悲哀、恐惧、爱慕、憎恶、欲望，这七种情感不用学习，天生就具备。什么是人应遵循的道义？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善、弟弟恭敬、丈夫守义、妻子顺从、长者仁惠、幼者恭顺、君主仁厚、臣子忠诚，这十项就是人应遵循的道义。讲求信用、维持和睦，这叫做人的福利；相互争夺、彼此残杀，这叫做人的祸患。圣人用来调治人的七情，培养人的十义，促进信用和睦，崇尚谦让，消除争夺，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
饮食和男女关系，是人的根本欲望所在；死亡和贫苦，是人的根本厌恶所在。欲望与厌恶，是人心最主要的两个出发点，这些都藏在人心里，难以测度。美善与丑恶都藏在心里，不从外表显露出来，想要一一弄清它们，除了“礼”，还能靠什么呢？
所以，人是天地德性的体现，是阴阳二气的交合，是鬼神的会通，是五行的灵秀。天秉持阳气，垂示日月星辰；地秉持阴气，负载山川河岳。五行分布到四季之中，四季之气调和而后月份产生，因此月亮十五日盈满，又十五日亏缺。五行的运行，互相消耗又互为补充。五行、四时、十二月，循环往复，各为基础；五声、六律、十二律管，轮流作为主音；五味、六和、十二个月的美食，循环作为主味；五色、六章、十二个月的衣服，循环作为主色。所以，人是天地的心灵，是五行起始的端点，是能够品尝味道、辨别声音、穿着色彩而生活的生命。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儒家与释家如双峰并峙，各以其独特的智慧之光映照着人类心灵。乍看之下，以“礼”规范人伦、整饬秩序的儒家，与洞察“缘起性空”、寻求超脱的释家，似乎指向迥然不同的生命方向。然若深探其里，我们不难发现，在“如何安顿人心”这一根本命题上，两家竟展现出深刻而微妙的共鸣。它们都直面“喜怒哀惧爱恶欲”这“弗学而能”的七情六欲，更洞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这一“人之大端”。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条由外而内，通过“礼”的轨迹来疏导与升华情感的“文教”之路，那么释家则开辟了一条由内而外，通过观照“因缘”来洞察与超越执着的“心法”之途。二者最终汇通的，是关于人之为人、心如何安住于世界的深沉思考。
儒家对于人心的态度，首先是一种清醒而坦诚的承认。《礼记》开宗明义，将“喜怒哀惧爱恶欲”定义为“弗学而能”的“人情”，视“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为“大欲”与“大恶”，这揭示了一种非对抗性、非压抑性的根本认识。儒家并不幻想根除或否认这些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而是深刻地意识到：“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情感的暗流汹涌，理性的缰绳脆弱，若无规矩，则欲望的洪流必将冲决社会与心灵的堤坝，导致“争夺相杀”的“人患”。
于是，“礼”应运而生。圣人“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并非从天而降的冰冷律条，而是基于对人情深刻体察的文明创造。它是一条精心铺设的轨迹，一套精妙编排的仪式化符号体系，其运作机理恰恰在于“通过‘人心’，影响言行，再通过言行，调整人心”的循环互动。
在儒家的构想中，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这赋予了人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崇高地位与内在德性的潜能。礼，便是激发与培育这份潜能的外在形式。从个人生命历程的冠、婚、丧、祭，到日常生活的视听言动、洒扫应对；从“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的家庭伦理，到“君仁臣忠”的政治秩序——“礼”以其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塑造着行为模式。当个体反复践履“礼”所规定的行为时，这些行为本身便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言行”，进而“调整人心”。例如，“祭如在”的仪式，通过庄重的程序与专注的投入，培养的是对先祖的虔敬与生命的敬畏之情；“乡饮酒礼”中尊卑长幼的揖让周旋，则在具体的互动中内化了“长惠幼顺”的伦理情感。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涵养过程，通过行为的规范化、情感的仪式化，将自然的、可能失序的“人情”，导向文明的、和谐的“人义”，最终实现“讲信修睦”的“人利”。
当儒家致力于在人间世修建“礼”的文明堤坝时，源自印度的释家智慧，则提供了另一条安顿人心的幽深小径。释家思想的核心基石是“缘起”论，认为诸法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无一物有独立、不变的自性。人本身，乃至人的一切情感、欲望、观念，无一不是“因缘际会的产物，是各种因素糅合而成”。对“我”与“我所”的坚固执着，正是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源。
因此，释家对治“大欲”与“大恶”的根本方法，并非如儒家般另立一套外在规范去疏导，而是直接指向内心的觉照与智慧的开启。它要求修行者“认清内在因缘，不拘泥于物”。具体而言，便是通过禅观、正念等方法，直观情感的生起、驻留与消散，洞察欲望背后因条件聚合而生的虚幻本质，从而不为其所系缚。所谓“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并非消灭情感与感知，而是在清晰地觉知中，不生起贪爱或憎恶的执着。
这条路径，是一条由内向内、再及于外的“心法”之途。它首先致力于内心的澄明与平和，通过洞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实相，从根源上削弱乃至瓦解“欲”与“恶”得以肆虐的心理基础。当内心因智慧光明而渐趋“平和”时，外在的言行自然也随之清净、慈悲、不具侵害性。释家的“戒律”，虽在形式上与儒家的“礼”有相似之处，但其内核动力截然不同：戒律是内心觉悟后自然流出的防护与慈悲，是“不拘泥于物”后对众生与万物的尊重，而非为了符合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内心的平和，从而更好体验人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解脱与自在。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与释家在安顿人心之道上的根本差异：儒家是“建构性”的，通过“礼”这一文明产物，在承认人情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一套能够涵养情感、培育德性、维系社群和谐的符号与行为系统，其路径是由社会规范陶铸个人心性。释家则是“解构性”的，通过“缘起性空”的智慧观照，直接消解内心对情感、欲望、自我的实体性执着，其路径是由内心觉悟自然规范外在言行，达成超越系缚的平和。
然而，这看似相反的两种取向，却在更深层面形成了奇妙的互补与呼应。其一，二者皆以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为起点，都拒绝简单的压抑或放纵。其二，二者都追求一种高级的秩序与和谐：儒家追求的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社会与宇宙和谐；释家追求的是内心烦恼止息、与法性相应的究竟和谐。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通过“礼”的反复实践以变化气质，还是通过“观缘起”的持续觉照以破除无明，最终都指向人心本身的转化与提升，都是一种精微而深刻的“心学”。
在价值多元、节奏迅疾、欲望被空前激发的现代社会，人心安顿的问题愈发凸显。儒释两种古老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双重资源。儒家的“礼”启发我们：文明需要健康的、具有涵化力的仪式、规范与伦理共识，它们不是束缚，而是让个体情感得以健康表达、社会交往得以顺畅运行的轨道。重建现代社会的“新礼乐”，对于对抗原子化与失序感至关重要。释家的“缘起观”则警醒我们：在追逐“大欲”、逃避“大恶”的洪流中，需要保持一份内心的距离与观照，认识到一切境遇的因缘聚合性，从而减少盲目的执着、焦虑与对立，获得内在的从容与韧性。
更为理想的状态或许是，让这两种心学路径在我们的生命实践中交汇。在社会的、公共的层面，我们可以汲取儒家的智慧，珍视并创新那些能够引导情感、培育公德、增进信任的“礼”，共同营造一个“讲信修睦”的“人利”环境。在个人的、心灵的层面，我们可以借镜释家的智慧，修炼一种觉知与放下的能力，在纷纷扰扰中守护一份“内心的平和”，更清醒、更深刻地“体验人生”。如此，外有“礼”的轨迹可循，内有“缘”的智慧观照，现代人或许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一条既投身于世又安顿于心的平衡之道，让“天地之心”在文明与觉悟的双重滋养下，焕发应有的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