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为钢笔画）
果然，六零年开始，铁石板整条街的人都饿得走路打蹩脚。太阳像火球一样烤着大地，乡下的田土裂开了，裂开的缝大得能够把腿伸进去。人们担心的报应来了，那个孤老太婆说：“还不止呢，还有更大的报应，除非把铁石抬回来。”铁石已经熔化了。怎能抬得回来呢？恐惧笼罩着铁石板。人们开始挖野菜，其中最珍贵的野菜是软荻草。软萩草有椭圆形的叶片，十分柔软，叶片表面有薄绒，撕开有丝。把它捣碎放在甑子里蒸，就成了“软荻粑”。吃起来微苦却能填填肚子，但软荻草三月才有，大家都去挖，能挖到就十分不容易了。还有就是吃桂圆核做的粑。泸州盛产桂圆，桂圆去肉后就是桂圆的核，我们称它是桂圆米。把桂圆米磨成浆，也像蒸软荻草那样放在甑子里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粑来吃。但这桂圆米粑粑可就难吃了，又苦又涩。我简直吞不下去，吃过一次就不吃了。听说有吃白鳝泥的，吃了肚子发胀，拉不出来，然后死了。白鳝泥是一种白色的泥土，想不通怎么吃得下去。
仅有的那点米和杂粮，人们就有计划地节约着吃，所有的家庭都改吃“缸缸（儿）饭”，什么叫“缸缸（儿）饭”呢？就是把米和杂粮放在一个漱口盅大小的瓷缸或者瓦缸里，加上水蒸好，这种饭就叫“缸缸（儿）饭”。缸中粮食的多少根据年龄大小或者体力支出的多少来决定。比如十岁的比五岁的多，大人比孩子多，做体力劳动的男人比女人多。那个时候每个月大人只有五斤二两杂粮一斤半米，加起来是六斤七两粮食，儿童更少，如果不计划着吃，恐怕几天就会把一个月的供应粮吃完。每天吃的粮食少得可怜，只能吊命，人们说是“吊粉肠”。
我们整天饥肠辘辘，二姐每天负责蒸饭买菜，没那么多钱买完七个人的供应粮，就分成多次买。说来可怜，我们一个月的供应粮才四十多斤，一斤粮食综合价是一毛五，一次买完是六块钱多一点点，但也没那么多钱，因此一次就只买几斤。菜偶尔买一次，没菜吃就吃酱油拌饭或者捡点菜帮，那个时候菜帮也难捡到。蒸饭的时候，二姐把自己那缸放一丁点米，把节约出来的一点放在爸或我的缸里，那时我快满九岁了，而我曾祖母已经八十三岁了，叫曾夏氏。我不懂为啥叫曾夏氏，妈解释是曾祖母娘家姓夏，嫁到曾家来，因此叫曾夏氏。曾祖母是尖尖脚，十分爱干净，每次吃饭，总要先把筷子放进菜里搅动一下，像不相信筷子是干净的一样。不过那时的筷子确实不干净，因为从来没用开水烫洗过。没有盛开水的东西，哪来开水呢？一家人口渴了就舀水缸里的冷水喝。
六零年夏天，曾祖母把一张凉席放在地上，她坐在凉席上，手里拿着刀正要做什么。我二姐吓慌了，大叫着从曾祖母手里把刀夺下来。曾祖母说:“我整席子，抢我的刀干啥子呀？”八十四岁时曾祖母去世了，在她的床上落的气。年纪太老的人，少有能熬过那几年的。我们一家人能熬过那几年，是有勤快、无私的二姐。还幸好我哥后来去了泸天化轻工培训班读书，包吃包住。大姐为了让家里人能够少张嘴，小小年纪就自己报名去了京剧团当学员，到底有口饭吃。我伯父也从监狱回来了，伯父坐监是因为做转手买卖，被判刑五年。所谓“转手买卖”就是异地买卖赚差价，当时是没有商品和商品自由流通概念的，从别人手里低价买，然后高于买进价格卖，就属于“转手买卖”，是被打击的对象。回来后他先是帮一家餐馆挑水，后来也拉板车。家里两个人挣钱就好点了，粮食不够吃，父亲和伯父就去外地买萝卜干回来当主食。后来直到读初中，我只要一闻到萝卜干的味道，就会恶心想吐。
铁石板街上和我差不多大小的还有刘先源，王明善，刘武，蓝启发，薛小玲，林先容等。刘先源爹是跑船的，他不拉船，是在船上帮着打理日常，买菜做饭的。可惜一次遇到沉船事故，被淹死了。王明善爹是做椅子的，他们去乡下买竹子，拿回来用刀把竹子砍成大大小小的竹筒，把需要弯曲的竹筒放在火上烤，弄成需要的形状，再把它们安装成大小不同的竹椅竹凳。我们喜欢围坐在王明善他爹面前看他做活，觉得他好厉害呀，那双灵巧的手把一根根竹子用刀划成很薄很软的竹条，把竹条编织成一张张竹椅的座面，再把座面固定在四四方方的竹架上，一张竹椅便做好了。王明善他爹还把新做好的竹椅给我们坐，他手在竹椅的···················· ·····座面上拍得嘣嘣响，大声喊着我们的小名说:“来来来，来开张。”然后拉着我们坐上去。我们可以在王明善家玩上一天，因为那里太舒服了，冷的时候还可以烤火。后来他们一家人去了乡下投奔亲戚，城里人连饭都吃不起，哪有钱买他们的竹椅呀！
再往前就是往东走还有刘武，蓝启发，薛小玲，林先蓉他们家。刘武还有两个哥哥，比我大，没和我们一起耍。刘武爸原来是做水果生意的，现在都是穷人了。水果卖不出去，一些干货就积压起来。刘武悄悄告诉我们:“我家有好多干桂圆，堆在外厢那间屋，等天黑了你们来抠嘛。”刘武家是木板房， 他说的“外厢那间屋”是指临街的那间屋。天一黑，我们七、八个娃就悄悄地溜到刘武家门口那间屋外，那时是没有街灯的，到处一片漆黑，谁也看不到我们这群小偷儿。为了保险，我们还是拿些人来放哨，其他人蹲下去，从木板的缝隙间把桂圆一颗颗地抠出来，抠了七、八颗就跑，跑到河坝底下，一个人分了一颗，吃得高兴万分。蓝启发他家也是拉板车的，他是他家老大，比我大三岁。他喜欢画画，经常照着小人书画古代武士来送给我们，我们觉得画得太好了。后来蓝启发在省、市以及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当上了诗人。
林先蓉和薛小玲她们两家都是妈妈在针织厂工作，爸爸打临工。针织厂是一个有一百多职工的市级厂，生产纯棉的背心，短袖，袜子等，勉强生存。能够在针织厂谋到一份工作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所以林先蓉，薛小玲家的日子比其他家好过。一次薛小玲拿着一块黄糕偷偷地拉着我去到河边，把黄糕掰成两半，她吃一半，我吃一半。那黄糕是大米做的，把大米打成米浆，发酵，加点红糖，蒸成圆圆的像巴掌大的米糕。这米糕又软又泡，吃起来又甜又香。我第一次吃，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好吃了。我问薛小玲：“在哪里买的呀？”薛小玲说：“在矮子那里买的。”我不知道矮子是谁，问：“哪个矮子呀？”薛小玲说：“你不知道呀？卖黄糕的是个矮子，早晨经常在街上喊着卖。”我记住了薛小玲的话，早上躺在床上张着耳朵注意听，听了好几天，终于听到了一声吆喝，那吆喝声拖得老长：“买黄糕哦。”我慌忙跳下床，跑出家门张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看见一个很矮很矮的老头，穿着灰旧的长衫，打着赤脚，头上顶着一个好大的簸箕，一边走一边吆喝。他的双手并不扶着簸箕，而是有节律地甩动着，那手臂好短，短得像洋娃娃的手。他声音却很洪亮：“买黄糕哦！”我转身跑回去爬上床，对妈说：“我想吃黄糕。”妈用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说：“还睡会儿吧，黄糕要一分钱一块呢。”
为了不花钱买黄糕，妈很多次给我讲矮人的故事，说矮人是妖怪变的，那妖怪要吃小孩的手指头。每天晚上都要吃，吃得咔擦咔擦地响。讲到这里，妈就会拿起我的手，用她的拇指和食指在我手指的关节处上下搓动，说：“为啥吃得响呢？是因为手指上有骨头。”从此，只要听到那矮子老头的吆喝声，我就吓得缩在妈的怀里，大气不敢出。但始终想吃呀，我想：“薛小玲都拿给我吃了，我也应该给她吃呀。”我又央求妈买黄糕，说:“那天薛小玲给我吃了，好吃得很。她给我一半，比她的一半还多点。”妈说:“那么就给你买吧，只买一次好吗？”我赶忙说要得。
一天早晨，“买黄糕哦”的声音在屋外响起，我急忙喊:“妈，快点，卖黄糕的来了！”妈买了两块，我好是高兴，拿着黄糕跑去薛小玲家，一人一块吃得眉飞色舞。
除了怕卖黄糕的矮人，我还怕那个卖药的药嬷儿。还在很小的时候，有时在清晨，我会听到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喊“卖药哦。”我问妈是谁在喊，妈说是药嬷儿。一次我终于看到了这个药嬷儿，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一个紧贴着额头直到后脑勺的黑围帽，没有帽顶，裤脚像打了绑腿一样裹着，穿一双黑色的尖尖棉鞋。她手里提着一个藤包，慢腾腾地走着，不时用她苍老的，颤巍巍的声音喊一声：“卖药哦。”可能是人老体衰的缘故吧，喊了一声后，她要歇很久才喊第二声。一次我问马弟云知道药嬷儿不，马弟云说：“怎么不知道呢，早就知道了。”他告诉我：“你看见过那药嬷儿的藤包没？她那藤包里装着尖刀，钳子，还有用黄纸包的药。那黄纸上写得有咒语。那咒语一念，就会把人迷昏过去，然后那药嬷儿就用尖刀破开人的胸膛，挖人的心肝。她是个妖婆！还有，自从那个药嬷儿来了以后，好多家的燕子都不敢回窝了。”听马弟云这么一说，我更吓了。我知道铁石板紧挨着的临江路路边有许多电线杆，这些电线杆像哨兵一样，从临江路一直排到澄溪口，足足有五、六里地。在这些电线杆的电线上，每到夏季，都站满了燕子。那么多的燕子都不敢来了，这药嬷儿太可怕了。
我小时候有个习惯，每次坐马桶，都要看马桶旁边墙上的那些斑迹和裂纹，一小块一小块地寻找着，然后把它们拼凑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尖鼻子洋人，有吱牙咧嘴的小丑，有奔流的小河，有树林和山岗，还有鸡、鸭、鹅、猪、马、狗等等。自从怕了矮人和药嬷儿后，他们的面孔有时会在图案上出现，这时我就会赶忙擦了屁股，飞跑出家门，看见人了才定下心来。但那矮人和药嬷儿的样子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们俩，也没听见他们的吆喝声，我觉得奇怪，问薛小玲：“怎么没看见卖黄糕的了呢？”薛小玲把一对大眼睛俯视着我，她比我高半个头，惊异地说：“他死了呀，你不知道吗？我听我妈妈说的。”我心里“咚”地一声响，不敢听她说下去，飞奔回家，钻进妈怀里问：“卖黄糕的那个很矮的人死了吗？”妈说：“是呀，造孽哦。”我问：“怎么会死呢？”妈说：“饿死的。”我想不明白怎么能饿死，沉默了一会儿说：“哎，他就不能做黄糕了。”妈说：“还做什么黄糕呀？自己都没吃的，哪来做黄糕的米哟！”我想起那药嬷儿，问道：“还有那个卖药的老太婆，也没听见她的声音了呢？”妈说：“那个也死了呀。”我觉得太奇怪了，问：“怎么一下子会死那么多人呀？”妈叹了口气：“乡下死的人更多呢。还记得王明善吗？他们去的那个生产队就死了一、二十个，他家投奔的那个亲戚也死了。”我急忙用手悟住妈的嘴，说：“不要说了，我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