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土地
蝉声是从六月末开始疯长的。先是东边竹林里试探着叫几声，过不了三天，满山满谷便都是它们撕心裂肺的嘶喊了。这时候，父亲便说：“该翻地了。”
我那时七八岁光景，最怕的就是这个“该”字。它意味着天不亮就要被从竹席上拎起来，脚底板还留着草席的印子，人已经站在了晨露未干的田埂上。母亲总走在最前面，肩上扛着锄头，锄柄比她还高出一个头。她的背影在青灰色的天光里晃晃悠悠，像一株被风吹着的、将要成熟的稻子。
太阳是从对门那匹山梁后面爬上来的。先是一线金红，慢慢洇开来，把整座山的轮廓都镶了边。等它完全跳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犁完两垄地了。黄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口涎顺着嚼子滴在刚翻开的泥土上，亮晶晶的。父亲跟在后面，赤着的脚踩在新鲜泥土里，每踩一下，那土便从趾缝间冒出来，油黑油黑的，还冒着热气。
土地的气味是有层次的。最下面是潮润的、带点铁锈味的凉；中间一层是草木腐烂后的酸香；最上面，被太阳晒热的那一层，才是甜的。母亲教我辨别：“你闻闻，这块地肥不肥？”我就学她的样子，抓一把土贴在鼻尖上。那泥土里有昨夜的露水，有蚯蚓走过的痕迹，还有千万个看不见的生命在呼吸。有时候能闻到去年埋下的瓜皮，有时候是前年落下的梨核，它们都在土里慢慢地、耐心地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歇晌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头那棵老核桃树下。树荫筛下来的光斑落在母亲蓝布衫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她从腰间摸出烟荷包，卷一支喇叭筒，眯着眼看远山。那山一层叠着一层，最近的墨绿，远些的黛青，再远就只剩下淡淡的影子了。父亲不说话，只把草帽盖在脸上，不一会儿就传来均匀的鼾声。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野百合的香气和玉米叶子沙沙的响动。蝉声忽然远了，又近了，像谁在调试一架看不见的琴。
后来我才明白，土地才是时间真正的容器。它把父亲的汗、母亲的烟、我的赤脚跑过田埂的印记都收在里面，一层一层地压着，像书页。如今我在城里阳台上用花盆栽几棵葱，手指头按进那干巴巴的土里时，总会想起故乡的土——那种湿漉漉的、沉甸甸的、能攥出油来的黑土。那是父母的土地，是他们用一辈子弯下去的腰换来的，春天插秧时膝盖上磨出的茧子，夏天薅草时被稻叶划出的血痕，秋天收割时被扁担压肿的肩膀，冬天积肥时冻裂的手背，都化在这土里了。
那年夏天，母亲在地头给我摘了一朵打碗花。花是淡紫色的，像个小喇叭。她说：“摘了这花，回家要摔碗的。”我吓坏了，把花藏在口袋里，回家果然摔碎了一只碗。母亲哈哈大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傻孩子，那是哄你的。”现在想来，她哪里是哄我，她是怕我糟蹋了田埂上的花，那是土地给穷人的一点体面。
去年回去，父母都老了。田也老了，荒了大半。父亲坐在门槛上，指给我看对门的山：“那边修了路，把山劈开一半。”他说话的时候，手还在无意识地比划着握锄头的姿势。母亲的烟戒了，说咳嗽得厉害。可当我走过那片荒芜的田时，忽然又闻到了那个夏天的味道——露水、新土、草汁，还有母亲喇叭筒里劣质烟草的苦涩。它们混在一起，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烫得我眼眶发酸。
蝉声还在叫，一年又一年。只是那片土地不再有人翻动了，它静静地睡着，像父母渐渐安静下来的岁月。我把手掌贴在田埂上，土的温热从掌心直传到心里。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荒芜——比如泥土里埋着的那些午后，比如太阳怎样从一个少年黝黑的脊背上滚落，比如母亲站在夕阳里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被晚风拉得很长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