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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二姑常回娘家，我们也常去二姑家。这期间好像也分几个阶段。二姑爷（姑父）在世时，我还小，只记得他经常穿长袍，外面罩一件马褂，留着分头，头发应是又黑又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觉得他身体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可他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
我知道他有吸食鸦片的嗜好，那时叫“抽大烟”（我爸爸也抽，亲戚中我知道好几家都在抽），至于是什么病去世的，我就不知道了。
贺家是个大家庭。二姑的婆婆既有家长威严，又十分慈祥。老人一共生养了五个子女（其中七姑不是亲生的）：两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二姑爷和四姑爷），三个女儿。他们家按大排行，长房那边，我只见过大堂兄。当年他经常跟着他八婶（我二姑）来我们家，所以比较熟悉。
再有二姑爷的堂兄——二哥（二大伯子），表哥称他们为二大爷、二大妈。后来他们定居香港，无子女；晚年小有资产，让四姑爷的二儿子去继承了。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他们这支的姐弟五人。
二姑年轻守寡，独自拉扯五个孩子。其中二女儿和我同年，十岁那年早夭了；据说她和四姑都死于肺结核。他们家早年大概一直做京官，没有离开北京。辛亥革命后，朝廷不存在了，官宦人家大多败落；可他们大概是家底子厚，加之老太太会持家，所以在那几十年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富裕。
记得小时候，大概在假日里，我曾去二姑家住过。那时走得近的至亲，尤其在节假日，几家亲戚的孩子，常有串亲戚、留住宿的习惯。
住在二姑家，记忆中比较清楚的几件小事是：他们家有一个大厨房，每天负责上下几十号人的三顿饭；而各房还有自己的小灶，有的还配有单独一套炊具和“炊事员”。如二姑这边，因孩子多，有一个女佣人唐妈，她专管这一屋母子几人的起居应酬。
贺宅是一所较大的院落，里面又分几层和跨院。二姑这一房住在西跨院，后边一层好像是祠堂之类的地方。厨房在东跨院，厨房与正院之间好像是过厅，也就是餐厅。“公中”（指大家庭里由家族总开支供全家共享的）供应一日三餐；若各自的小家想单独做点什么特殊食品，便可不去大厨房吃“大锅饭”。
记得我住在那儿时，同桌吃饭的经常是六姑、十姑、我二姑（即贺家的八奶奶），以及几个孩子。老太太和九叔（我叫他四姑爷）不跟大家一块吃；七姑也多半自己单吃。七姑屋里有一个杨妈和她的女儿三姑娘，小辈叫她三姐，这母女俩一直侍候七姑，据说直到解放后仍跟着她。
我主要记得的是他们家吃饭的情形。作为“客人”的我——八奶奶的娘家侄女（那时也不过十岁出头），这是第一次在他们家吃饭。我不记得桌上有多少菜，但清楚地记得，除了摆好的几盘菜，厨师还会另外端上一道菜，同时报告说：“这是七姑给客人加的菜。”下一顿又说：“这是六姑给加的菜。”反正作为八奶奶的大姑子、小姑子，轮流用自己的体己（月例）钱给客人加菜，连着几天都不重样。
我们家自我记事起就不是什么望族大户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排场；也正因为这饭桌上的“不同寻常”，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另外还记得他们家有三位“老姑娘”。过去姑娘二十岁没出嫁就算大了，过了二十五岁便成了“老姑娘”，再嫁，不是续弦，就是要降低“条件”。她们这姐儿仨每人都养了好几只猫，还不是全家的，而是各自屋里的。好在都有各自的“妈妈”或丫环照管。人还没开饭，猫先吃饭了。
那时养猫，喂点猫鱼子——一种烤干的小鱼，专门买来喂猫的，拌点米饭或窝头渣就很不错了；可他们家各屋里的猫食，最起码也是猪肝拌米饭，在我眼里，那是相当高级的。八九只猫，一到开饭时，一排猫食盆摆在北屋廊檐下的大台阶上，各屋的猫都“认识”自个儿的那一份，看着也挺热闹。
有一段时期，每到周末，二姑便带着大队人马回娘家。我知道这也都是她事先安排好的。一般是周五或周六，二姑自己先来一趟，买些米、面或肉、菜等，和我娘商量好吃什么，娘便早早做准备。
现在想想，娘一个人真够累的。一顿午饭，差不多要二十口人吃，客人和家人各占一半（二姑常带三四个孩子，还有孩子们的三位姑姑）。
还有一段时间，二姑请爸爸给表兄开“家教”，讲古文和书法；可“陪读”的人数却超过了“正式”学生。常来的有当时他的女朋友、他的堂兄、他的表弟；我和姐姐有时也旁听。
那三位姑姑并不是经常来。她们周末的主要活动是去青年会——教会办的，在灯市口南路西，离她们家（无量大人胡同）很近。除此之外，她们平日里多半不出门。七姑倒是学画国画，可以打发时间；六姑和十姑却无事可做，难免感到寂寞。所以周末能跟着弟妹回娘家，名义上是凑热闹，其实也是出来散心。
有时二姑周六下午带表妹和表弟来，多是为第二天的大聚餐作些准备，然后留下表弟、表妹住下，第二天二姑再带着一大队人马前来上课或作客。
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不懂事，从来不知道帮娘干点活儿。后来即便长大了，也很少为娘做实事，这是真的。这也许和从小娘让我们只管念书，从不让我们学干家务有关。再加上看着老一辈姑奶奶回娘家时的“作派”，多少也受了些影响，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
我自己成家、有了孩子之后，似乎也不自觉地重复了这种模式：要求女儿好好学习，为她的前途打算，却也从不让她做家务。这也是我在教育孩子方面失败的一个地方。
后来，亲（读“庆”）太太（二姑的婆婆）去世，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六姑、十姑都是由我爸爸做媒，先后成婚。六姑嫁到曹家，似与曹雪芹家同出一族，生了一儿一女；十姑嫁给孔家，我们称他十姑父，背后大人叫他老孔，是山东孔氏家族的后人，当初和大爷爷一起在山西太原报社共事。
七姑则在分家后“隐居”起来，与姐弟、侄辈几乎不来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表姐志芸从台湾回京探亲，才重新联系上。
至于七姑的身世，过去一直带着几分神秘。记得有一次，二姑带我去罗家（我干爹家），罗三太太和老姨太问起七姑的身世，二姑含糊其辞。回来的路上，二姑对我简单说了几句，我也没太留意，始终弄不清楚。
后来表哥告诉我，七姑并非他祖母亲生。原来七姑的生母是正室夫人，娘家有钱，带着丫环和一份不菲的嫁妆进门。她自己先不生养，便让丈夫将丫环收房。这位如夫人先生下了六姑，后来正室生下七姑，却在产后不久病逝。临终前，她嘱咐这位如夫人一定要把女儿管好，并留下了一大笔财产。
据说这位如夫人后来虽生了两儿两女，但始终在各方面明显偏疼七姑；直到分家时，也仍给七姑分得比其他子女多得多的财物。从这一点看，这位老太太为人正直公允，在处理家务方面，确实不简单。
至亲中，与我们来往最多的便是贺家。只是二姑去世得早，又因分家后对所得家业经营不善，加之社会环境的剧烈动荡；解放后，尤其二姑一走，这个家便等于散了。记忆中虽还有些零散琐事，也就不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