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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亲人，首先是长辈。对于已逝去的先人，虽听大人说过一些（可以算作轶事的）经历，因为不是我亲历的，也就不包括在回忆的内容里面了。爷爷去世较早，那年我应该是两岁（虚岁三岁），实际上对爷爷没留下什么能回忆得起来的具体印象。我所能忆起的就是两位祖母、爸、娘、三叔、五叔，以及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了。其他的，每个时期几乎都有或寄居、或借住、或常来常往的各种关系的人就比较多了。这里主要记的是有本家关系的：有爷爷一辈的（三爷爷、五爷爷），有和父亲一辈的（大爷——伯父、四叔）；有亲戚（方家七姑太太、二姑——不是嫁给梅家的那位、方兆麟表叔等）；也有那时称作帮闲的，或作长期佣工，或就是住闲（胖赵妈、闫老头等）。下面就先从自家人写起吧。
我有两个祖母，这也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算作“遗留问题”吧。我爸爸的生母姓唐，在父亲很小时就因病去世了。那位祖母有个弟弟，我们称他唐二舅爷爷。舅爷爷和他夫人二舅太太因自幼随长辈生活在江南（主要在杭州），因此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位老人操着一口很重的江浙话，可又是地道的满族旗人。因二舅爷爷比我爸年岁小，而且两位老人又都是和蔼、谦逊、诚恳待人的，所以对爸爸来说，虽然他们是长辈，但每年过年，二位老人都赶在初一或初二来我家拜年。两位老人从不叫我爸的名字，老是称“大爷”（我爸）、“大奶奶”（我娘）。因此每年大年初一，娘就早早叫爸起来，催他赶在人家前面去给舅舅、舅妈拜年。二舅爷爷的后人（我该叫表叔的）一家人现仍在北京。顺便说一句，二舅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爸的外祖父，就是《天咫偶闻》的著者震钧（曼殊震钧，姓瓜尔佳氏，字在廷，自号涉江道人，汉姓名唐晏）。大约十年前，唐家二表叔曾在前门历史文化展馆为其祖父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以上是就我能记起的、亲祖母娘家的情况。
记得老人说过，辛亥革命时，我们全家都在西安，那年爸是五岁。那位亲祖母已过世，爷爷也续娶了徐姓祖母（徐家的六姑娘），并已生了我二姑。当时在西安城里居住的旗人随时均有生命危险。家中有个佣人是本地人，爷爷就让他带了我爸和二姑出城，去到他在乡下的家中暂避。记得爸有一次回忆起来说，当时爷爷嘱咐他，路上一句话也不许说，要装作哑巴——因为本地人都操一口浓重的陕西话，爸一张口，人家就能辨出他是北京来的，是旗人；二姑只有两岁，佣人抱着她、拉着我爸，就这么混过了城门的盘查。后来战乱停止，家里才把他们兄妹接了回来。据说那位佣人妻子很喜欢女孩，非要留下二姑，想不给主家了；后来还是由另一位老家人的当“革命军”的儿子出面才要了回来。听说二姑在农村住了几个月，晒得脸色黑红黑红的，回来祖母管她叫“黑妮子”，叫了好一阵子呢。
续祖母徐氏自幼父母双亡，跟她四叔、四婶长大。结婚时身边只有一个妹妹（徐家七姑娘），便随姐姐过来，住在姐姐、姐夫家中。当时还有爷爷的妹妹（我应该叫九姑太太的，是苏飜表叔的母亲，只是没见过）。据说当时整个西安城大乱，一队队的兵（应该是“革命军”）挨户搜查，见旗人就杀。爷爷和太太（旗人管祖母叫太太，管母亲叫奶奶，可我们自小便管母亲叫“娘”了），还有太太的妹妹、爷爷的妹妹，一起躲在隔壁一家馒头铺的后院。那院里有口枯井，这嫂子和小姑、姐夫和小姨子便都藏在这口枯井里。这期间，好像三个女人都曾打算自寻短见。据说她们姐儿仨砸碎一只金镯子吞进了肚里，但没死成；后来又曾用刀抹脖子，也没成功，因为后来我们小时见到两位祖母脖子前喉头处都各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在枯井里待的几天几夜，可能是靠馒头铺的人帮助送点吃的和水，最后总算都活了下来。家中整个院子由一位老家人（常年帮助理家的管家，与主人是雇佣关系）“守护”，本来已做好一切东西都被抢劫一空的准备了。正巧这位老管家的儿子是革命军中的一位排长；他带了几个弟兄进院“搜查”了一番，便在大门上贴了“告示”，说明“此院已查过”云云。等战乱过去、市面平静下来后，躲避的人才从枯井里出来。
而在井中的四个人，从关系上说，有夫妻，有兄妹，这还都没什么；而还有姐夫和小姨子……在那时的社会里，这种关系的一对男女，几天几夜同在一口枯井里，似乎就是违反了当时的封建道德准则的；尤其对女人来说，说出去那是没法再嫁人了。所以由家里的长辈作主，就将这小姨子也娶过来成为一家人了。记得小时候，爸、娘和叔叔、姑姑们管先进门的祖母叫“奶奶”，管“奶奶”的妹妹叫“娘”。后来我们孙辈就都叫“太太”。为了区分称呼（记得是我二弟起的头），把两位太太（祖母）分别称为瘦太太和胖太太。
瘦太太生了两儿两女：大女儿嫁到贺家，二姑父排行八；二女儿嫁给贺家九爷，是二姑父的弟弟，我们叫九姑父。两个儿子，大的（大排行）我们叫三叔，小的我们叫六叔。四姑结婚后未生育早亡，六叔活到十几岁夭折了。胖太太生下了五叔。据我推算，除去爸爸和二姑是在西安出生的，后面的叔叔、姑姑都该是在涞水或北京出生的了。至于全家又是哪年从涞水搬回北京的，小时候从未想起问过，现在则已无处可查询了。
只记得老人说过，爸和娘结婚是在什刹海北沿的会贤堂（饭庄）办的。我往前推算一下，那年爸是二十四或二十五岁（娘和爸同岁），应该是1929年前后。那时好像二姑已经出嫁了（因为二姑的长子，我的大表哥志骧，比我姐大两岁呢）。我应该见过四姑，但我不记得；而小六叔（因为本家另一支还有一位叔叔大排行老六，我们也叫六叔，现仍健在）只活了十多岁。小时候娘常对我说：“你小时（刚出生几个月时）可爱哭了，你六叔抱着你不停地来回走都哄不住。”可这位六叔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大概是在爷爷走之前就先离世了。这样算起来，全家从涞水迁北京可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因为我曾问过大姑太太（八老祖的长女）和三姑（大老祖毓贤的亲孙女），据他们说是爷爷一人先回的北京，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作事儿；爸和本家的叔侄等后辈都在涞水，跟随六老祖读书。据（现在手头有的有关）文字记载，六老祖（毓珊）有过著述，尤以诗词为著，可能是办过“家馆”（即私塾、家塾）。后来全家迁回北京，爸先出去读书，后来便在机关工作。爷爷去世应为1937年，这以后家中维持生活主要经济来源就靠爸一人的工资收入了。
三叔和瘦太太好像有两次搬出去住：先一次大概三叔在本市找到工作；后来不知是他到外地（曾在北戴河警察署）工作，还是没工作了，瘦太太又回来住了。抗战时期好像三叔一直没有固定工作，1945年后不知是谁介绍他去国民党的军队里工作，我记得是行辕军法处，做书记官，军衔是上尉。我1946年转入女二中时，是冒充作为军人（三叔的）子弟照顾入学的，因招生时间已过。那一段好像还有人来家找过三叔托关系，因为他所在的机关就是审讯八路军的。记得那次来的是一个女的，为救她的丈夫，似乎拿来了也不知多少黄金，听娘说就是金条。可三叔说他只是一个小书记官，管笔录的，办不了大事，也就没敢收人家的礼。我还看到过三叔在北戴河和二姑（贺）家的二大爷、二大妈照的照片，好像那时三叔在那儿工作，穿警服，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知道。
我家搬到辛寺胡同住时，祖母和三叔已经搬出去住了，大概是抗战后期（1944—1945）了。娘要生小澍（小弟）时，从王大人胡同搬辛寺胡同、住东屋时就分出去了。三叔结婚较晚，还是在王大人胡同住时，三叔和一位女士（人称白大姑娘）订婚了。白家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不知是怎么认识的。好像那时北京的市民里多有些妇女做补活（从事一种手工艺品的一道工序：将剪好的各种颜色的花、叶子等布贴小件，贴补、缝制在诸如床单、桌布等底布上，然后用色线按设计的图样连缀起图案，使成为成品）。我周围的亲友中，如大姑太太、小姑太太、我两个祖母、我娘，都做过这种手工艺活，挣点小钱以补贴家用。白老先生无正当职业，白家主要靠姑娘做补活维持生活。也许都是为一家业主做活，取活送活时就认识了。据说白老先生虽知道我们家穷，三叔也无正当职业，可他认定了闫家是好人家，信得过，执意要把女儿嫁过来。可不料订婚以后的一天，白大姑娘坐洋车（人力车）去送“活儿”时出事故了，车翻了，她当场死去。白老先生征得我家里同意后，把女儿葬在我家的坟地里了。据看坟的苗家人说，每年清明节老人还去坟地给女儿烧纸。三叔一直到解放后，我和姐姐都已经结婚了，他才结婚的。
说起五叔，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为我们家有这样一位叔叔感到骄傲、自豪。五叔到晚年在学科研究上硕果累累，在生物学界也不只是“小有名气”。我这里要回忆的主要是儿时记忆中的有关片段。同样出生在这个家里，但父辈这兄弟几人，自幼成长的“条件”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些我本来不想写，但又想想，不管怎么的，还是如实记录下来，也就不在心里存着了。
前面说过，爷爷大概本无那个社会里很普遍的三妻四妾的条件与欲望，由于时势造成的“现实”已摆在那里，也就一妻一妾地生活了几十年。两位祖母虽然是亲姐妹，但在夫家的地位上又是那么明显地有大、小与先、后之分，摩擦与矛盾是不消说的。有些早年间的事，我多是从姑姑口中听说的，爸和娘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事。据说小祖母决定跟姐夫成亲，也有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呢。当时爷爷这边的长辈已经在战乱中离世，爷爷就带着他姨妹（就是小祖母）去上海，找到祖母的四叔、四婶，请他们做主，才定下这当子亲事的。这期间姐妹俩有过争吵，大祖母不同意这样安排是肯定的，所以从婚后直到爷爷去世，两位祖母一直处在“敌对”的状态，争吵不休。小祖母年轻，说话比较厉害，大概在争吵时多占上风；大祖母性格迟慢，又因当年自杀未成，气管喉头都落下了毛病，说一句话，中间总要停下来“呃……呃……”断断续续的。而大祖母的儿女二姑和三叔、四姑几人，可能是不敢“犯上”（不能对小祖母——他们的姨娘不敬），有时就拿小祖母的儿子（我五叔）撒气。二姑亲口跟我说过：“我们小时候净欺负老五（我五叔），管他叫‘小麻五’”（五叔幼年患过天花，脸上落下几颗麻子）。也许就是这种处境，使老五打小儿就和哥哥、姐姐“地位”不同，待遇（并非指物质上的）也不一样。
我觉得五叔自年少时就用功读书，他上中学、上大学时那种刻苦钻研、奋发有为的精神我是深有感受的。尤其是爷爷死后，家里只靠我爸一人工作养家，这可能更促使他奋力向上，一定要学有所成，才能改变个人和家庭的逆境。现在想起来，大祖母生了两儿两女，男的没学成才，女的也命运不济；而二祖母只生一个儿子，却自幼胸怀大志，青年时期默默苦读，学有所成；中年以后成就斐然，成为一代名家，享誉中外。从家族的角度讲，他真的是为祖宗争了光，为后代子孙做出了榜样，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在这方面我多有感触，也有些儿时的记忆；但碍于现实的家族及姻亲间的各种关系，平时不愿提起，特别不便评论长辈们的优劣。但事实无情：父亲一辈，父亲的才学和为人是家族和亲友公认的，五叔又是这么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而这两兄弟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却是处境不佳、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的。所以我总觉得“逆境使人成才”这话是有道理的。五叔不仅个人多有建树，为国、为民做了很大贡献；而且他的勤奋学习和实践精神也继承了家族祖上“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之传统，并为后代进一步开创、发扬“为学”之风，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我姐从小在五叔的影响下，也是有名的爱学习、会学习的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年年是优秀，几乎是门门考100。其实我爸、我娘是不怎么“管”孩子的，从不曾督促我们的学习。可以说，姐姐的好学与五叔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姐姐下面出了我这么个不学无术、一事无成的妹妹，和姐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十分惭愧的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我却没从五叔身上承受更多的影响和熏陶。不过后辈子侄——特别是他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已继承了这一学风（也就是家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或工作岗位取得卓越成绩、做出突出贡献。这应该是五叔地下有知、备感欣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