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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出生在王大人胡同，可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是我的家。
这个院子坐落在王大人胡同路南、中间偏东的一条小横胡同里。东边是草场，西边是骆驼脖胡同，斜对面是大康里。胡同正对面有个小红门，是五号郭家大院的旁门，门前立着一排大槐树。
这条小横胡同共有三个门，依次为甲60、乙60和丙60。我家住在丙60号。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小院，有北房五间、东房两间。最早我家独住这七间房，虽是租住，可关上门就是自己一家人，也算独门独院了。
后来搬来一家姓杨的。杨家的男主人比我爸年纪小，但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杨大爷”。（按：北京人的习惯，比父亲大的叫“大爷”，也就是伯父；比父亲小的叫“叔叔”。不过邻里之间讲客气，多尊称为“大爷”，重音在“大”。）杨大爷一家搬来后，住在北屋两头的耳房，我们就只剩中间三间北屋。东屋两间原本一间做厨房，一间作为佣人的居室。后几年，东屋两间也由杨家收回，只给我们留了半间。记得那时半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口水缸。他们用那一间半开了个煤铺，门开在东屋后墙外，成了坐西朝东的铺面房。
丙60号的院门开在东面。进门与大门相对处立着一座影壁。进门往左（北）走，有一条东西向的砖甬路直通东屋门口。再由这条主路向左（北）分出两条路，分别通北屋的正屋门和西耳房。院子被这几条砖路分割成“一长两方”的三块土地。
院内没有树，只按季节摆些盆花：较大的有石榴树；南墙根种着一排玉簪花（也叫玉春棒）；还有十几大盆秋海棠，另外就是草茉莉、指甲草等。每到夏天，粉红的秋海棠繁叶茂，雪白的玉簪花香气袭人，特别好看。影壁虽不大，前面也总种满应时花草，最多的是串枝莲，一种爬蔓植物，开粉色重瓣花。有两年我从同学那儿要来“赤包”，玩够了就留下种子，来年开春种在影壁前，到了秋天结出不少大赤包。
前些年看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看到剧中人物“大赤包”，我立刻联想到当年北京老住户几乎家家都种、女孩子们常捏在手里玩的那种东西。怎么这些年就不见踪影了呢？说起来，还真挺想它的。
影壁后面种着桃南瓜。每到秋天，只有桃子大小的橙红色小南瓜爬满墙头，分外好看。这种瓜专治咳喘。记得五叔体弱，常年咳嗽。秋后桃南瓜熟了，就洗净，从顶上挖去籽和瓤，放上冰糖，上屉蒸了吃。如今也不见这种南瓜了。
据大人说，爷爷是在这个院里去世的，大概是我两岁那年，我自然不记事。留在我记忆里的，也只是大人反复叙述后留下的模糊影子。办丧事时，院里搭了天棚。对今天的孩子来说，这又是件新鲜事。
那时稍够得上小康的中等人家，大多一家住一院。盛夏到了，为防晒，阴历五月初（端午前后）便请人用杉篙（音“沙”，第一声）和席子在院里搭起略高出房脊的天棚，度过炎热的夏季。平常日子里，办红白喜事时也会搭这种席棚，用来扩大室内不足的空间。事办完就拆走。街面上有棚铺，专营这类活计。
爷爷活着时比较喜欢我，天天背着我上街。路线大概是从王大人胡同西口出去往南走。他指着每家铺户的牌匾字号告诉我：这家叫什么，卖什么；那家是什么字号，经营什么货色。于是没多久，刚两岁的我就能背着数叨出从王大人胡同西口一直到北新桥路口十几二十家店铺的名字，换来一片称赞声。爷爷留给我的记忆也就止于此。
爷爷的死，据说是上厕所时，还没站起来就摔倒了，家人再去搀扶就来不及了。现在说可能是脑溢血或心梗，当时叫“紧痰绝”。据后来大人说，我那时表现得特别懂事，连着三天不闹，也不吃饭。
再后来，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只靠爸爸一人在外面“做事儿”（现在说“上班”“工作”）维持，家道也就日渐衰落。好像从我真正记事起，家境一直较贫困。有几年过得入不敷出、朝不保夕。
大弟、二弟都是在这里出生的。等到娘怀着三弟时，已是抗战末期。那时国际形势紧张，东方战事也到了尾声。为防飞机轰炸，家家都做防空准备：玻璃窗用纸条横、竖、斜贴成米字形；电灯罩外面做一个里红外黑的防空罩，警报一响就拉闸关灯。好像还做过进防空洞的演习。
王大人胡同西口路北把口处，有个日本人开的工厂，对外叫“小细铁工厂”。后来才知道它生产的东西大概与军火有关，因此这一带被划为重点轰炸区。1944年底到1945年初，娘怀着澍弟，跑空袭不方便，便搬到八老祖和大爷爷当时住的地方，也就是鼓楼南方砖厂辛寺胡同七号院。大爷爷住南屋三间，爸、娘带着俩弟弟住东屋。我和姐姐则在王大人胡同的三间北屋“留守”。
那段时期，好像三叔在外面有工作，就把大祖母接出去租房单过；五叔去西北读书；二祖母跟娘一起去了辛寺胡同。那一年我应是在香饵胡同小学读六年级。1944年暑假考入崇慈女中（日伪时期改为市立女六中），姐上初三，我读初一。转过年来便是1945年暑假。我因成绩不好，加上崇慈原是私立学校，后来改为市立，再后来又回到教会接管，重新成了私立中学。私立学费高，我便转到市立女二中重读初一。
那段日子，就姐和我俩人在王大人胡同住。我们住三间北屋靠东的一间，屋里有个大炕。我已不记得每天拿什么做饭、用什么取暖。那样的炕占去屋子靠南的一半，炕的中间下面有个四四方方、长条形的“炕洞”。冬天似乎烧个小炉子放在炕洞里取暖。
想想那段日子，家里本已日渐贫困，又分两处过两份日子，我和姐姐大概就是睡凉炕，白天生个小煤球炉做做饭，也许还不一定天天生火。不记得是谁（家人或亲戚）拿来一些发霉的棒子面。姐姐切点葱花，加盐，用它在铛上摊玉米面饼子，吃着能遮去一点霉味，可嚼在嘴里仍是苦涩。记得有一次，姐姐不知从哪儿弄来点青豆，泡涨了，搁点葱花和虾皮炒了，我们当菜吃了好几天。这是那段“看家”日子里留下最深的印象。
前几年姐姐还在世时，我跟她说起这事，她感慨道：可能那是她做过的唯一一件“当姐姐”的事。说话时颇带歉疚，像是在为自己这一生照顾弟妹太少而自责。
我在王大人胡同住的时间长，中间又夹着抗战八年的漫长岁月，因此那是我童年经历最长、印象最深的一段日子。
旧时一般胡同都没有上下水设备，吃水靠挑。家里没人能干这活，只能靠井窝子送水。院内没有下水道，胡同里似乎也没有。大概盖房时就考虑到这一点，房基地垫得比院地高，而院子又比院外略高。街门旁的西墙根砌墙时留了一个四方洞，我们叫它“沟眼”。下雨院里积水，就用捅炉子的小铁铲或铁钩子把沟眼疏通一下，水便顺着流到外面。只是外面，也就是胡同里（那时把门外统称“街上”或“当街”）照样没有排水沟。好在那时大小胡同多是土路，小雨一会儿就渗下去；雨大了，院里街上都存水。家家院里都备些整砖或半截砖，雨大时隔不远垫一块，大人孩子踩着砖头跳着走。
说到沟眼，又让我想起一件奇怪的事。小时娘和爸都跟我说，我的命是一条狗换来的。大概是我出生几个月时，我生病了，全身滚烫，浑身抽搐。按现在说，就是高烧不退、小儿惊厥。眼看不行了。那年月普通百姓根本看不起病。稍富裕点的人家能常备些“小药儿”，如至宝锭、六神丸就不错了。大概病得太重，吃药无效，夜里娘找了个蒲包把我放进去，搁在地上，想着等天亮再送出去埋了。
没想到天亮后，我家养的那条黑狗从沟眼钻进来，在院土上翻个滚就死了。是家里的用人杨妈早起开门倒泔水时见到的，她赶紧跑进屋告诉娘。娘往地上一看，见已“死”的孩子似乎在动，再抱起来一摸，鼻子嘴都在微微出气，过了一会竟哭出了声，我又活了。正巧我又属狗，于是家里就老说我是“狗命”。
现在想想，不过巧合。高烧垂危，表面上像没救了；把孩子放到地上，用老话说是“接地气”，用今天的话看也许就是换了环境让体温自然下降，孩子熬过了这一关。无论如何，我还是幸运的。长大后我对猫狗等小动物都挺喜爱，只是没正经养过狗，倒是断断续续养过几只猫。
没有自来水时，吃水靠井窝子送，前面已写过。夏天太热时，我们还会跑到井窝子喝刚汲上来的水。那院里有两个挺大的木制蓄水槽，水总是满的。因为卖水人不停从井下汲新水，所以槽里的水特别凉。我们带个碗去，可以随便舀水喝；若拿盆或壶去灌一盆一壶，就要收一分钱。有时家里买了西瓜，还要去井窝子买一桶新打的水，叫“井浡凉”（音“勃”二声，这里读轻声），一般我和姐姐或弟弟两人抬回，把西瓜“镇”在里面。
“上水”好办，“下水”却成问题。院里没有下水道，春夏秋三季，洗菜洗脸洗衣服的水大多泼在院土里；更脏的如刷锅刷碗的泔水，或颜色深的污水（比如吃红高粱米时泡米的红水，或洗深色掉色衣服的水），就只好开门倒到街上。
过去形容北京胡同路面“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前半句夸张，后半句却是真的。解放前后，普通百姓家里常备几双雨靴，就是因为雨水短期排不出去，大人孩子上学上班都得趟水走路。北京雨季虽不长，但日常污水的去处确实难。
记得日本投降后，一度配给的粮食主要是高粱米。米不好熟，要先泡再蒸饭或煮粥。泡米水像往清水里撒了红紫颜料一样，深红。这样的红水倒在地上会起红沫，经久不退。有一次，我和姐姐抬了一桶发红的泔水出去，走出小胡同口往东拐一点，倒在北屋后墙外的土坡上。
院外地面比院内低，房屋后墙外需护墙根，盖房时便在后墙外堆了些土，形成从高到低的坡。我们一般把脏水抬到坡上顺坡倒下，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
那次我俩倒完泔水，刚回家关上大门，管片巡警就跟了进来。那人穿土黄色警服，好像还是巡长，姓马，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背后大家都叫他“马瞎子”。他进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发淫威，在院里大喊大叫，指斥我们为何把污水倒街上。我和姐姐吓得直往后退，不知如何回答。娘和赵妈从厨房出来，一边说好话，一边解释：不倒那儿还能倒哪儿？
马瞎子仍不依不饶，眼看从衣兜里掏出小本子要开罚单。我们心里发慌：是我俩惹的祸，可也没错，污水总得有去处。就在这时，正在屋里看书的五叔冲出来，对着马瞎子喊：你在这儿穷嚷嚷什么？你们每个月都收卫生捐，可老百姓连脏水都没处倒，你还要罚我们，你讲理不讲理？
在我印象里，五叔一直品学兼优，为人谦和文静。没想到这紧要时刻，他竟敢出来和这人见人烦又人见人畏的巡长争执。我当时真为五叔捏把汗。五叔是日本投降后刚从大西北回京的，身份明显是“进步学生”，我怕马瞎子借机拿他做文章。没想到五叔几句话把马瞎子“镇”住了，他一句话没说，灰溜溜走了。此后也再没来过我们家，不再过问倒泔水的事。
院里有厕所，那时北京人叫“茅房”，也有人叫“茅塞”（音“色”，可能是“厕”的音变）。位置在进大门绕过影壁、挨南墙根朝东的小半间棚子。说是棚也像小屋，有门，但开门没顶，前半截露天，上面搭南瓜架，往里走几步才有顶棚，粪坑就在棚下。
粪坑有专门的淘粪工人清理，那时叫“粪夫”。他们多是外县来京的中年人，春秋四季总穿黑袄黑裤，背后背一个木粪桶。桶细长，上大下小，中间有耳朵形把手。淘完粪套在左臂上背走。郊区农民施肥靠大粪，于是就有粪霸：小的雇几人，大的雇十几二十甚至几十人。粪霸各占一片地界。粪夫把粪倒进粪车，由运粪人推到城外粪场晾晒，晒成粪干儿堆起来卖给菜农。
城里住户也常遇“偷粪”的事，别的界片粪夫越界偷淘，有时还打架。常来我院淘粪的人里，有的品行不错。夏天娘看他们辛苦，会备凉开水，三伏天还给绿豆汤；冬天也问要不要喝热水祛寒。固定粪工到年底一般要给赏钱。也有品行差的，觉得你待他不好，就故意几天不来，让粪坑满溢，厕所没法用，住户只得去央求。还有的因有人偷粪，便怪你没看好，认为损失不小。
过去住独门独院听起来体面，但许多设备条件要跟社会整体水平同步。也因此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居民从平房迁到楼房，会觉得是大提高、大改善。
其他如水、电等设备，一家一户根本解决不了，全靠社会总体水平提高。吃水前面说了，用电更是大事。北京最早有电灯与电话，是清末先在皇宫里，后来可能使馆区和大机关、大商号才有。富户能出钱就接线。普通百姓家庭，至少城市居民八成左右，是到了民国二三十年，也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普遍用上电灯。
我小时候家里还点过煤油灯。煤油涨价时，就点小油碗：把较廉价的植物油倒进小碗里，用棉花捻成灯捻，泡在油里，点着露在碗边的一头取亮。有时也点蜡烛，那时叫“洋蜡”，大概最早从国外传来。抗战时期虽用上电灯，但电费贵，若这个月交不上，下个月就把电“掐”了。家里有上学读书的孩子，晚上写作业就得靠油灯、蜡烛照明。
闫家是个大家族。可这个清末望族到了抗战前后已日渐衰落，再加上人口多，终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讲，真是“不堪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