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最初出现在图像里，还只是包裹着寓言、警示的表皮，典型的是尼德兰画家布鲁盖尔和博斯的图像寓言。比如勃鲁盖尔的《农民的婚礼》和博斯的《地上乐园》，虽然图像中呈现的是一群欢乐的人，但他们的快乐是作为尼德兰谚语讥讽的对象，他们的快乐是愚人的象征。
【快乐】是世界愚痴的一张脸，是文明的反面，是人类的疯癫暴露的丑陋。
但是，及至17世纪约丹斯的《豆王节欢宴》，普通人的快乐开始独立出现在图像里。它不再拖着愚人和疯癫的重载，不再是任何他物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表现的对象。在佛兰德斯，每年1月6日的“豆王节”是春节式的大节庆，农民以吃喝宴饮的方式祈请丰收。约丹斯多次画过豆王节欢宴的场景，在其中人们就是欢乐着，至少在这一天，快乐就是人的任务。
将【快乐】更进一步的是19世纪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这里的快乐连节日都不是，就是日常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碗岛是塞纳河上的一座小岛，在19世纪80年代被叫作“塞纳河上的塞西拉”，塞西拉是希腊神话里维纳斯宴请诸神去狂欢的地方，因此大碗岛在当时是巴黎中产阶级周末寻欢的地方。大碗岛星期天下午的快乐，既不会使人获得崇高或者赢得声望，也非节日庆典，但就是这种平常人的平常的快乐，也进入了图像的空间。
但是，当【快乐】的水位线升高，作为人的一个标准状态被界定时，当不快乐开始作为性格缺陷、乃至作为精神疾病时，对【快乐】的质疑也随之产生。就像人文主义开始时，将快乐作为人的权益被鼓励去追求，如今【不快乐】是否也应该属于人的一种自由，一个人是否有选择不快乐的权利？
人们在被鼓励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而且整个社会都在为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而忙碌着。但人是不是更应该捍卫了解真实世界的权利，寻找参与真实世界的权力，包括思考引发的痛苦和犯错带来的惩罚。一个人可以选择去进入只有快乐的世界，没人干预，同时也没人在意，因为他对真实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
但快乐成为算法的公式，多少生命都会被这种算法切碎，成为体验的数据。多少时间都会被回填进这个算法里，被输出成结果有保障的快乐感受。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面对问题和困境的炙烤，愿意经受活着的辛苦和鞭笞。他们的存在，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大胆一些。
尼采就发现，快乐是比痛苦更深刻的东西。它就像保持理智一样，不应该是常态，而是一场场的战斗。也许不那么快乐才是常态。但是当代人们趋于避免极端审美和极端情感。资本在朝尽量安全、软萌、快乐驱动，就像自拍一样在制造快乐的图像范式，从而排挤冒险的、启发式的价值，而这些恰是文明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