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入
进入是个危险的动作。
我必抽身而出，但关键是，我能做到？我能确定踩准某个点，借力而出？
当我冒险置身其中，我势必被裹挟、侵占和挤压，感受冲突、焦虑和不安，不排除有一天，上帝掷骰子，把宝压在我身上，我成了赢家。但无论输赢，时间都会跑在我的前面，把我领到生活的对岸。这时，世界给出真相，股票露出本来面目：神马指数，都是浮云。
——嗬！我得打住，对面的帅小伙有点坐不住了，蹙眉、叹气、小声嘟囔。我猜，他在喊上帝救命。我突然有点同情起他来，做操盘手有什么错？遇到我这样无趣的人。满大街都是雄心勃勃的赌徒，阳光正好，到处金灿灿、银闪闪，连树叶都涂满了金子的颜色。
我抱歉地唱声喏告退，感到虚空。
或许，我该折身回去，热情拥抱那小伙子，拱手把银行的存折交给他？因为我这自诩清醒理智的人，也并不具备上帝的才能。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我并不能精准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对我所看到的生活面目，也不能确信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上帝知道，他知道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完成。
圣 母
你没多少时间去想圣母，你这劳累的妇人。
今晚让我来说她吧，我不能替你把肩上的重担撂下，但我能说几句俏皮话，哄你开心。
首先，圣母是家常的，她跟你一样是普通的妇人。不信的话，你去看看达·芬奇的《班瓦圣母》，她好像刚从厨房里出来，她比你还显邋遢。那时的厨房没有抽油烟机，是烧柴火的，她身上带着的烟火气，过了一千年，你还是闻得到的。妇人，我可怜的妇人，你不要忧愁孩子就要放学，而你还在厨房里手忙脚乱，一片狼藉。画里的圣母，你看她油光水滑的大脑门也沾着油哈气，嘴角那抹飘忽的笑跟你一样疲沓。她一样要过日子，过长长的日子，何况她的儿子将来要救世，这担子可不比你轻松。可是，你看，她驯良地、忍耐地挑起它，她和她的命运和解了。
其次，圣母是神性的，她是朵白玫瑰。让这份神性也灌注到你身上吧，那你可以得安乐了。如果今后时间和经济都允许，你去一趟欧洲， 去一个叫圣马可的教堂。你去看看一个叫安洁利科的修士画的圣母。“安洁利科”，翻译过来就是“天使一般可爱的人”。他内心纯净，据说从来没有人成功地激怒过他，他就是活体版的天使。让我们靠近他，纯净我们的心。他笔下的圣母，是公认最有神性气质的，是天堂里长出的花朵。你再没时间和精力，你也要培养自己这点兴趣，你要了解你的来路，你也要去明白你的去路。你如果对圣母没感觉，而是对敦煌的飞天和拉萨的佛像更感兴趣，那你去山洞里看看壁画也是可以的。
最后，妇人，你赤足走你的路，会有人替你清洗，你大胆地走吧。你不要迷信我说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否确切。我眼中的圣母，只是我看到的，她是一本画册，是文艺复兴时期画上去的。你可能不知道，为文艺复兴买单的是王公贵族，是暴发户，他们的商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横跨黑海，给他们带来金山一样的财富。他们买完了政府、议院和妓院，还有余钱，他们就去找米开朗基罗之类的人来，把他们多余的财富幻化成教堂的一幅幅壁画，我们看到了宗教的美，无以伦比，那些罪恶的钱也被洗白了。
我这样说圣母，只是让你高兴，你疲累了一天，我的妇人，你该安睡了。
文字的背面
我年轻时做过一件蠢事。那时贾平凹正火，我在师范当一小小的文员，精神无寄托，每天无非是捧几本杂志混日子。贾的小说我没读几本，但他散见于杂志的几篇小品文，我读了，很惊艳，想着要见上他一面才好。打听到他长居西安，主编着一本叫《美文》的杂志，我假扮成记者，从杂志社里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电信没有现在方便，师范的电话打长途，还得通过总机转，上下折腾一番，这位贾作家的电话居然被我打通。
通话后的失落，至今仍记得。贾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谈吐如一寻常男子。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种落差比比皆是。比如张爱玲，她的文字刻薄蚀骨，通篇都是算盘打得劈啪响的计较。但稍稍了解她人生经历的，难免黯然：什么叫聪明脸孔笨肚肠？这就是。张在文字上的装精逞强，不过是笨拙于人事、压抑成性的她，找个出口释放一下力比多。另外一个女人，林徽因，写唯美小诗和散文，文字看似稚拙可爱，没有烟火气，像坠入凡间的仙女，让人想入非非。不过历来读文学掌故的，比读文学作品的多，于是大家都晓得了这个女人精明务实，一颗心长着跟铁舵一样实在，非常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
我的同事，冰静老师，在湘潭的文界颇有声名。有一天他老先生踱到我办公室，一进来就喊：“罪过罪过。”原来刚打发走一文艺男，那孩子一见他就落泪，怎么也想不到心中婉约如“冰静”的女子原来是个头发掉光牙齿疏落的老头。我听后不胜伤感，很是同情，恨不得追上前去拥抱一下那可怜孩子。
我喜欢文字，但我的目光跟笔力一样短浅，看不到文字的背面。结果我身边的几个人，都知道利用我这个弱点。尤其是那位我称作兄长的，善做文章，我常上他的当。他时不时编几条情深意切的短信，指望在我这里捣鼓到钱，还别说，常能如愿。但慢慢他胃口养大了，隔两个月就张口，一张口就是几万，我不堪重负，终于看透，再也不会理会什么“亲妹妹，好妹妹，我会改，我想安定下来，我走累了。”之类的鬼话。
我上了文字的当，把自己的一点安宁给折腾进去，却仍想着把文字做为我的“庇护所”，想着这点痴愚，不是不后悔。
有 感
许多人有宗教观，信神，这是好事。有神，就有希望、有寄托。无神论者，各有各的信仰，信权威、信科学，也不是坏事。比如共产主义，就给人一个希望、一个天堂。真正不好的，是什么也不信，彻底绝望、彻底虚无。
有人把信仰比作灯，这是对的。思想的火光，大白天不会太亮，越是漆黑的夜，越耀眼。时代跟人的心一样，明一阵暗一阵，如此反复。对人类社会持进化论的，要慎重了；对真理持厚望的人，也要慎重了。如果一个时代，玩耍的远远超过思考的，这个时代想必不会太糟糕，人还能生存下去；当人人都没心思玩了，都想念真理了，这个时代玩完了。
人类记忆很公平，会记住那些暗夜点灯人，把最终的荣耀留给他们，把他们称作“先知”或是“英雄”。
而有一些人，将目光定焦在生命的庸常上。他们用朴素做底子，记录下最微小的颤栗和喜悦，珍惜每一次月圆和潮涌。他们在人类伟大而光荣的冒险征途中，扮演着“霍比特人”这个角色。
倾听内心的声音
某一天，我对自己说，今后的我一定要真实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人到中年，不再需要装饰，也不再虚荣，无论好坏，都可以坦然面对。
如果我肯真实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也许早在十年前就察觉到生活的病态。
走到哪里就会落在哪里的钥匙串，尖利得像陌生人的嗓音，越来越刻薄的腔调，和孩子相处时的神情恍惚，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亢奋，极力掩饰却无法控制的情绪……
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带有些微神经质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让我无法面对。
如果我肯真实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我早就知道正在做的工作其实已经让我厌倦了，它超出了我对它的预期和设想，它开始损害我的生活和心态，而让我忽略这样的厌倦和损害，仍然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来的原因，是我坚信工作的意义和具有某种责任感。
责任感和社会意义让人有了“美德”的安慰，它让我为自己失去了生活应有的适意和幸福找到了高尚的解释。
如同一个失恋的女子，内心被男友的薄情伤到流血，却面带微笑说：“我理解他，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美德”的高尚，她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在不得不面对的“坏生活”面前，“美德”是一剂吗啡，在幻觉中赢得精神的优越感。
隔壁善良的王姐虽然口里抱怨丈夫的嫖赌逍遥，却一直没有离婚。她每天兴致勃勃地起早贪黑，为自己和孩子的“幸福生活”努力打拼着。
支撑她的，一定是某股道德的强大力量。
当洪战辉、文花枝、“板凳妈妈”、孟佩杰这些道德模范的身影一一从电视屏幕上掠过时，我仿佛听到了马克·吐温不屑一顾的评价：“没什么比道德楷模更让人难以容忍。”
我的“理性”瞬间崩溃，潸然泪下。
如果我肯真实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一定听到了一条鱼对着空气说：我需要的，只是一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