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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时间煮墨。

1950年5月1日，一部法律正式施行。

它的第二条只有六个字：禁止重婚、纳妾。

就是这六个字，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一夫多妻制。从此，蓄妾这一为害女性的陋习，从法律上被彻底宣判死刑。

先看看民国：法律说一夫一妻，现实是三妻四妾

早在民初，有识之士就已提出要废止一夫多妻制。梁启超、孙中山、黄兴，以及中共早期创始人李大钊、恽代英、李达，都曾公开反对纳妾。

但当时社会风气之恶，远非二三贤者的倡议所能禁绝。

民初社会失序。枪、权、钱，任有一样，便可随意突破社会道德底线。

蓄妾行为主要在军阀、官员、商人、地主等群体中延续下来。

东北大帅张作霖，一口气娶了一妻四妾。他在天津大学演讲时说：“他们说我有许多姨太太，我哪里肯自己去娶这些姨太太？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给我们，不收又不好意思。”

什么不好意思，只是掩饰之词。

张作霖一生育有八子六女，只有张学良、张学铭和一个女儿是原配赵夫人所出，其余都是妾室所生。

军阀中纳妾最恶劣的，当属张宗昌和杨森。

张宗昌有著名的“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不知手下兵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社会传言，有的说十几位，有的说上百位。当时有心人帮他数过，较为准确的数字是二十三位。

四川军阀杨森娶妻纳妾十二人。他自我吹嘘，时代在进步，纳妾也要跟着进步。他的妾有传统的小脚女人，也有开明的大脚；有目不识丁的，也有上过大学的。

但先进名号下掩饰的是对女性强烈到恶臭的占有欲。

杨森规定，每个姨太太那里住三夜，轮流来，谁也不能争风吃醋。姨太太日常起居要按军中规矩，早起、出操、喊口令，谁有触犯，则用军法责打，称之为打“满堂红”。

败逃台湾后，杨森这个爱好也没改。1972年，他以90岁高龄，又纳了一房小妾张灵凤，可怜张灵凤当时才17岁。杨森却恬不知耻地对张群吹嘘：“妻室中少女很多，我这个人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嘛。”

连带头反对纳妾的梁启超，也逃不过真香定律。

1900年梁启超远赴檀香山，有一华侨女子何蕙珍爱慕其才华，主动上门求婚。梁启超已有妻室，明确拒绝，说要坚持一夫一妻制。但在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他承认“心头小鹿，忽上忽落”。

这次勉强忍住了。三年后没能忍住，1903年纳了一房妾，此女原是梁家婢女，名叫王桂荃。

妾的地位：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妾在家庭之中，与丈夫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

因为是买来的，妾算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不能入族谱，不能参加家族祭祀，所生子女也不能自己亲自抚养。一旦失宠或男主人死掉，很可能面临被重新买卖的命运。

1928年天津《大公报》说：“做男子的，稍有几个钱，便想讨个小老婆。”

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云：“买卖婚姻，这种只流行于特殊阶级中。试看一般头脑不清楚的富商和权贵，有的想在肉欲上享乐，有的想在脸面上阔绰，便此蓄买了很多姬妾。”

承载了很多人性之恶的蓄妾行为，对女性的伤害是巨大的。 妾被随意休弃、毒打甚至杀害的比比皆是。

杨森的众多小妾中，曾氏、蔡氏两位就因出轨被杨森枪杀。

1950年婚姻法：一声惊雷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

“禁止重婚、纳妾。”

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将纳妾视作犯罪行为。

当然，这绝非心血来潮。对纳妾行为的纠正，在中共成立早期就已有过探索。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反对强迫出嫁、反对买卖妇女……”

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婚姻条例》，再次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

但直到此时，中共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文都比较笼统模糊，实践性操作性不强。 最突出的是，没有如何处置旧纳妾的明确规定。

你的法律是现在颁布的，那颁法之前纳的妾算什么呢？

如果都不管，未免有损法令的权威性。如果管，怎么管？一律强制离婚吗？

这无疑与现实状况不符合。

固然大量妾受到迫害，但也有一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婚。例如一些地主、富农或城镇中官商的妾，已经多年小妾成正妻，在正妻死后接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她们并不愿意离婚；有的年纪较轻的妾则是贫苦无田产的破产农民，对丈夫有强烈的经济依附性，如果要她离婚，脱离丈夫的“魔爪”，她们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直到1946年3月召开的解放区妇女代表大会上，才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经过讨论，大会公布了一个原则：

对法律颁布之前纳的妾既往不咎，但今后不许再纳妾。

这就给一些家庭留了个余地，能过得下去随其自愿。

不搞一刀切：政策的人性温情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原来的老解放区知情，也适应了这样的原则，并没有太大的震动。新解放地区并不了解，对新婚姻法难免有些议论。

1950年6月16日，新婚姻法颁布一个多月，一些大城市就引发了热烈的议论。香港《大公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婚姻法的十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婚姻法公布前后的纳妾、重婚、童养媳应采取什么态度。

司法部长史良回答：公布后的绝对禁止，婚姻法颁布前既成事实的纳妾，法律上可以不告不理，如有诉讼，自当依法办理。

所谓办理，就是使其离婚。

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也就这一人民广泛关注的问题，刊载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解答：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再次着重强调了不告不理和今后不许的原则。

这种不搞一刀切的做法，充满了人文关怀与政策弹性，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成果：数年间，蓄妾现象几乎消灭殆尽

据1953年2月4日《上海日报》的数据，新解放的17个县和10个大城市的离婚率，比1950年1-4月的离婚率有了大幅上升。

其中，新解放的17个县，离婚率增加了98%；10个大城市，离婚率增加了75%。

这些新增离婚，自然大都是蓄妾家庭发生的。

195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运用婚姻法解决婚姻案件的实例》，记载了一起妾自动脱离旧式婚姻关系的实例。

一位叫王淑的三十余岁女性，原是周某所纳之妾。王淑1937年时在周某的商店里工作，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周某的妾。建国后王淑找到了新工作，周某比王淑大了三十多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王淑不想和周继续生活，听说政府已经有了新法律，便搬出去独自居住，寻找自己的新生活了。

这大概是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蓄妾家庭解除旧式婚姻关系的常态。民气一新，损害女性的旧习俗便迅速被消灭了。

那些大官大商的姨太太，都去哪了？

大官大商势力大，按常理说，这些群体带来的阻力肯定不小。

但这个阻力，已被人民解放军的铁流摧毁一大部分。

许多富豪权贵和军头都在1949年逃到台湾，他们的姨太太也大多数跟着迁到宝岛或境外，没有给大陆制造什么麻烦。

比如国民党上将刘峙，原配杨庄丽不能生育，主动给刘峙纳了房小妾陈氏。杨庄丽性格剽悍，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刘峙不耐其俗，在重庆时娶了个三房姨太太黄佩芬。

黄佩芬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人也长得漂亮，难得的是能和刘峙患难与共。国民党撤退时，杨庄丽带着陈氏和几个儿女逃到台湾，刘峙则和黄佩芬流落到广州、香港。后来立不住脚，又逃到印尼，在那里躲了几年。黄佩芬虽说是妾，却宛若主母，给刘峙出谋划策、共渡难关。

杨森逃往台湾时，姨太太们大多被遗弃。其续妻谭正德留居老家四川广安，孤独地活到1976年以92岁高龄去世。第六妾陈顺容素不为杨森所喜，频被毒打以致精神上受到刺激，解放后病死重庆。第八妾汪德芳与杨森决裂，所生之子也姓汪不姓杨，后来死在乐山。第十妾郑文如生病后被杨森嫌弃，解放后嫁给一位普通工人。

写在最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经过1950年婚姻法的荡涤，一夫多妻这个延续数千年的落后制度，数年间几乎消灭殆尽。男人三妻四妾的现象，几年间便成为历史遗迹。

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奇迹。

到了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改时，直接取消了禁止蓄妾的条文。

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这样解释：

“现在，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存在，因此就没必要以法律来约束了。”

我是时间煮墨。关于新中国婚姻法废除纳妾的历史，你有什么想说的？评论区聊聊。关注我（同名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头条号），我们一起，把那些被历史掩埋的变革重新翻开。

附原创诗一首：

废妾叹

民国军阀多妻妾，张公不知几多房。

杨森九十纳十七，灵凤可怜泪汪汪。

梁启超也难自持，王桂荃本婢女郎。

数千年制一朝废，婚姻法出惊雷响。

不溯既往留余地，告诉才理有主张。

离婚率增近一倍，旧式家庭自散场。

大官逃台妾遗弃，平民妇女得解放。

人类文明一奇迹，数载消灭千年疮。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

[2] 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1928年.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

[4]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

[5]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解答：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6月28日.

[6] 《运用婚姻法解决婚姻案件的实例》，《人民日报》，1950年6月12日.

[7] 《上海日报》，1953年2月4日.

[8] 《婚姻法的十个问题》，香港《大公报》，195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