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按照父母的意愿，我被安排进了一所严格的贵族学校——菲利普斯· 埃克塞特学校。但十五岁那年的春假期间，我坚决拒绝回到那所学校，这令我的父母非常郁闷。

埃克塞特当时或许算得上是全美领先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培训学校。行政人员和老师们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不溺爱学生，能够培养出学生坚强的个性和顽强的竞争意识。

虽然培养竞争意识的确能让人变得顽强，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攀比心理。我们与别人攀比，与理想化的自己攀比，与比自己强的人攀比。

我们在攀比中苦苦挣扎，想要成为另一个人，而不是真实的自己。

学校攀比和从众性的压力是巨大的，任何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处在被团体所遗弃的状态。

事实上，在最初的两年里，我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融入”这个团体的失败的尝试中。

直到第三年，我终于“融入”了，彼时我才发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因此，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起来很荒谬，我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我退学了。

那年秋天，我开始在友谊学校重读十一年级，那是一个位于纽约市格林威治村边上的贵格会学校。现在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记得当初是如何做出这个偶然性的选择的。

无论如何，友谊与埃克塞特正相反：它是走读学校，而埃克塞特是寄宿学校；它很小，而埃克塞特很大；它从幼儿园开始共设立了十三个年级，而埃克塞特只有四个年级；它允许男女生同校，而埃克塞特当时只有男生；它是“自由的”，而埃克塞特是“压抑的”；它接纳任何人的感受，而埃克塞特却需要学生服从它的意愿；它是柔软的，而埃克塞特是顽强的。

在柔软的友谊学校，我觉得我回家了。

在友谊学校的两年，我从未真正意识到那里有多么的美妙。到那儿的第一周我便感到非常舒适，但从没想过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在智力、体力、生理、心理和精神等各方面茁壮成长起来。

在友谊学校的时候，每当清晨醒来，我都对开始新的一天迫不及待。在埃克塞特时几乎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的过往迅速退到了记忆晦暗的角落里。

我就这样接受了自己的新生活，像接受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一样。我把友谊学校当作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物，从未停下脚步，反思自己为何会如此幸运。

在我的记忆中，尽管贵格会教堂的木制长椅实在硬得出奇——当然它们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却是柔软的。我们不用名字称呼老师，也不与他们“社交”。这是埃勒斯小姐，这是亨特医生。他们温和地与我们开玩笑，我们作为学生，也温和而欣然地回敬他们。

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善于自嘲。我从不害怕他们。我们班里大约有20个人，除了个别几个男孩，大部分人都不系领带，没有着装要求（奇怪的是，我不记得任何要求——可能有一些——但似乎从来没有人遇到过麻烦）。

我们这20个装束各异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来自纽约市的不同区域，背景也各不相同。我们中有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我们的父母中有医生和律师，工程师和工人，艺术家和编辑。有些住豪华公寓；另一些则住在狭小逼仄的无电梯公寓里。这是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一点：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中有些人的平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些却一直处于中游。我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漂亮、更帅气、更成熟或者更世故。

但是没有派系，没有攀比，没有遗弃。每个人都被尊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举行派对，但从来没有人列出清单，明确表示邀请谁或不邀请谁，所有人都被默认是受欢迎的。

有些人很少来参加聚会，那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远，或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约会；另一些则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得比其他人更近，但没有人被排除在外。

主观上，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没想过或尝试过成为除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别人似乎也不希望我有什么改变，同时也不想变成除了她/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完全自由地做自己。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接下来的这几页中所描述的悖论的一部分。友谊学校营造了自我蓬勃发展的氛围，然而，无论我们的个人背景或信仰为何，我们都拥有真正的“友谊”——没有嫉妒，没有攀比，反倒有很强的凝聚力。

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成长是内心的意愿，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攀比恰恰是外在的一种挤压，对自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攀比会扭曲人的视线、扼杀人心，让人变得野心勃勃、残酷无情，最终带来不幸。而接纳真实的自我则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创造力。所以，避免让孩子在攀比的环境中成长，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克里希那穆提说：让自己的心保持柔软。真正的力量并非植根于坚定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而是蕴含在柔软的心灵中。

在埃克塞特，“顽强”差一点将我摧毁，而在友谊学校，我的心却变得柔软，并充满了强烈的成长的意愿和力量，这与埃克塞特的竞争意识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