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兹约在鲁成公末年至襄公十年，公元前570年前后，中间死了一位周天子。随着晋国在悼公领导下的中兴，楚国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楚于是先后在宋、郑等地与晋国主动开战，又被动与吴国直接交锋，均失败。晋悼公则完成与北戎的结盟，巩固地位。楚国的令尹子囊则认为，“当今吾不能与晋争”。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比之前有了显著变化，除晋楚两大国的内因之外，乃由于四大周边因素：宋、郑、吴、北戎。
宋的战略地位凸显
宋国之所以成为楚国北伐的首站，直接原因当然是宋内部的分裂，不服华元执政的五位大夫在三年前逃亡楚国，给人可乘之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晋、楚、吴在地理上形成一个大致的三角关系，而晋吴通好，宋又位于晋、吴之间。尤其彭城（涿鹿、徐州，从炎黄到国共时代皆为战略要地）更是晋吴往来要道，不能不引起楚国觊觎。
然而，意识到其价值，并不就能纳为己有。正如人皆爱美女，却很少抱得美人归。彭城既为晋、吴通道，两国大军如果双面夹攻，楚恐怕很难守住。况且楚也并没有要严守的意思，而是自作聪明把地方留给五个出亡的原宋国大夫，美其名曰“复入”，似乎名义的合法性可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实则既无军事、也无名义。宋国的西鉏吾就说：“要是让五大夫在楚国做谋士，那倒是个威胁。让他们出来孤守城池，还引起公愤，绝对是失策。且看晋国老大哥怎么收拾他们！”所以很快，彭城就重归宋国，五大夫也被杀头。
彭城之争的一个小插曲，见于左传：晋国老大哥带领兄弟们去彭城打群架，齐国竟然不参与。于是彭城搞定后，晋国转回去打齐国，齐灵公不得不把自己的太子留在晋国做人质。也说明晋国当时的风头之劲。
不久楚国再攻下宋国的逼阳，也被晋国救回（发生在第61回）。
郑成为晋牵制楚国的手段
郑国的运气很不好，地理上恰好位于晋楚两强之间，“为中国之枢”。又一直想有所作为（但自己实力不济，只能归附在大国之下再去欺负更小的国家，例如陈、蔡），因此在归附哪边的问题上常常左右为难，刚被晋打，又被楚攻。所以之前郑国才策划鄢陵之战，意图重创晋楚至少一方。到了这个时期，郑国又进入了摇摆。按照老剧本，自然是今天归附楚国，明天被晋国打了再归附晋国，后天楚国再来又归附楚国。
晋国比楚国更早地读透了剧本，发现自己也耗不起，“暴骨以逞，不可以争”，而且“诸侯皆不欲战”。所以在荀罃（智武子）的建议下，晋悼公实施了“三驾疲楚”计划，表面继续扮演反复救郑/伐郑的角色，实际并不投入主要兵力，而且坚决避免与楚军直接交战（此是冯梦龙说法，左传没有说不能交锋）。不求郑国归心，但求牵制、消耗楚国。
若依小说家言，不强求郑国、并实施疲楚计划，有力量不足这个原因就够了。但这不符合左传史观。左传最在意的是“礼”的问题。在春秋，尤其到了悼公这个时代，尽管单纯讲礼不太现实，但也得跟武力并列才行，是谓“有礼与强”。晋国的大夫们自知本国很多作为不合于礼，才说“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
事实证明（时在鲁襄公九年，发生在第61回），晋国的计划完全成功。
疲楚计划能够成功，除开魏绛等晋国将领的强大执行力之外，还因为晋国实施了“配套政策”。一则是趁郑成公新丧，占领了郑国军事要地虎牢（公羊传认为此事不合礼仪），二则是东联吴国。
吴国的桀骜不驯
前面的宋国战略地位提升，是由于外部的因素，和自己天生的地理位置。吴国则是实打实地，开始展现其影响力。鲁成公九（公元前582）年，晋国首次邀请吴国参加中原聚会时候吴国拒绝，后来参会、拒会都无一定。
当时的中原诸国，邀请参会而不参加，肯定被揍。吴国不理睬这些中原规矩，偶尔参会，即被特殊对待，如春秋襄公十年的笔法：“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一般情况只说“甲乙丙丁”会于某地，而不说“甲乙丙”会丁于某地。
鲁襄公三（公元前570）年， 楚、吴交战。春秋三传都只说楚国伐吴，但冯梦龙认为是晋国有意联合吴国，使楚在北、东两面受敌。不管怎样，以楚国当时的力量，不太可能在吴国没有动作的时候故意侵略吴国。所以不论是晋国意识到吴国的力量主动联合，还是吴国自身展现出侵略性使得楚国反击，都表明了吴国影响力的提升。
此次大战的细节，左传与冯梦龙的记述有差异，但结果都一致。吴国获取了一部分楚地，歼灭数千楚兵，还气死了楚国大将公子婴齐。
北方诸戎的归附
山戎为何找到晋国主动求和，又为何是以无终国为代表，诸书均未载，冯梦龙的解释也较为牵强。可能主要是希望贸易，获得中原的农业产品。晋悼公一开始的反应是讨伐，而被魏绛劝阻。左传中，魏绛讲了一个“有穷后羿”的故事，较为突兀，冯梦龙未采。左传中魏绛将“和戎”的利益归为五点，第五条“鉴于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而用德度，远至迩安”，冯梦龙出于故事性的需要，将此改为“安定北方之后，好专心对付楚国”。
前代无争议的霸主如齐桓、晋文，能够以武力使诸戎完全臣服。悼公此时迫于中原和南方的压力，只能与其进行一般性的结盟，可见差别。大概为了显示自身的地位，所以悼公没有亲自去，而是派魏绛为代表，前去定盟。按谷梁传襄公三年对鸡泽之会的批评，这是“大夫执国权”。
无论如何，晋国确实获益于此盟。连周天子受了欺负，也要找晋国帮忙主持公道：左传襄公五年记载，“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至于为什么接着会发生“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则成为悬案，左传正义也没有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