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压力可能会增加成年后抑郁的风险。
生活中偶尔有压力是正常的,压力也不一定是坏事。它可以影响我们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态度,激发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目标。
但是过度长期的压力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可能干扰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早年受到的压力与成年后遭遇的长时间压力有明显的关联。根据压力的大小和发生时间,早年的压力可能会使成年后患上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三倍。
然而,我们至今还不完全了解大脑如何使早年和成年时的压力相关联。一项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新研究确定了一系列基因变化的分子机制,这些基因变化使早年的压力延续为成年的长时间压力。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实验中使用小分子药物展示了这些基因变化是可逆的。
考虑到新冠疫情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对孩子们的童年产生未知的影响,这项研究显得特别及时。
大脑在早年受到压力后会发生什么?
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反映了大脑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在现有基础上改良旧事物,而不是用新事物取代功能良好的旧事物。
对于大脑来说,虽然大脑皮层具有较高级的认知功能,但从进化顺序来看,它是大脑中最年轻的部分。较原始的结构位于大脑皮层下方较深的位置,负责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功能。
为了确保个体和物种的生存,大脑必须首先具备产生饥饿、性欲、口渴和呼吸等基本行为的能力,然后再发展出思考生命意义的意识和能力。情绪、从外界刺激中获得快感的奖励回路,以及对压力的反应,也都源自大脑原始结构中的复杂功能。
伏隔核是大脑深处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可以调节我们对压力的反应。它会整合来自不同脑区的信息,然后通过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来帮助我们应对压力。这个部分的活跃程度决定了我们在面对压力时是否容易出现抑郁或其他精神问题。
年轻时经历的高压并不意味着成年后一定会遭遇慢性压力和相关的负面影响,但它的确会增加我们在日后再次遭遇压力时出现慢性焦虑或情绪障碍的风险。研究人员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对压力过度敏感的“二次打击”。
所以,早年经历的压力对成年后面临的压力敏感程度的增加是因为伏隔核中的神经元转录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影响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效应。它反映了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但与基因序列的变化无关。
科学家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变化的分子细节。
研究人员发现,早期生活中承受的巨大压力会导致伏隔核中神经元转录的改变,这个过程需要通过转录来制造蛋白质。
转录是基因表达的第一步,它由DNA基因片段组成,这些片段包含着产生目标蛋白质的信息。早年压力对成年慢性压力的易感性提高是因为这种转录变化导致的,它是一种表观遗传效应。和DNA的突变不同,表观遗传效应不会改变基因序列,只是在相同的基因序列下受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
科学家们最后发现两种重要的酶会影响染色质的结构和功能。染色质是染色体的组成部分,它是DNA和蛋白质的结合体。染色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导致基因表达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早期生活的压力会导致伏隔核中转录过程的表观遗传变化,进而改变了与染色质合成相关的两种酶。
正常发育过程中,这两种酶会严格调控染色质的合成。但当酶发生变化时,染色质的合成就会紊乱。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酶在转录过程中的变化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早期关键的发育阶段所经历的强大压力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的影响。
从分子到神经元再到潜在的治疗方法支持这一理论的另一个证据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分子变化主要发生在神经元亚群中。这些神经元之前就被证实与更高的抑郁风险有关。
另外,负责抵御慢性压力的重要神经元亚群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令人欣喜的是,科学家们发现通过用一种小分子抑制其中一种酶的功能来治疗小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受压力刺激后产生的慢性压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因此在将这种治疗方法用于人类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其他的工作,包括临床试验等。
正如 Nestler 博士所解释的那样,目前测试的药物是在成年小鼠面临压力时给予它们的,而接下来的研究就要探究这种药物在压力事件过后使用是否仍然有效。
近几年来,有许多文章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潜在影响。
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4月开始,与儿科精神健康相关的急诊就诊次数明显增加,占儿科就诊总数的比例也上升。5到11岁的儿童比例增幅约为24%,12至17岁的儿童比例增幅则为31%。而且到2020年10月,这些比例依然持续增加。
报告的作者指出,“在疫情期间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掌握处理和适应压力的技巧,增加相关心理健康工作的岗位至关重要”。许多临床研究记录了疫情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为家长和医生提供了为适龄儿童提供帮助的指南。
许多专家也指出,疫情对儿童的影响与其他自然灾害和创伤性事件对年轻人的影响相类似。这意味着疫情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短期和长期的。由于疫情肆虐,全球许多儿童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创伤性压力。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压力会对这些儿童在成年后患慢性压力和相关临床疾病的风险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正如Pea博士所说的,失去一位父母的创伤“大致相当于研究中所模拟出的创伤强度”。
但有时,父母承受的极端压力可能会间接传递给孩子。例如,在封城期间,父母可能因为工作和收入的压力无法在情感上陪伴孩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考虑不仅局限于过去几年,它对疫情本身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在此。任何可能给儿童造成大量心理压力的事件都与上述情况密切相关。
令人欣慰的是,Pea博士还提到,家长和社区的关心通常能够很好地缓解孩子们对压力的紧张反应。尽管如此,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的庞大人群,继续研究并试图减轻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后慢性生活压力之间的联系显得特别迫切。这样的研究不仅为未来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基础,还为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策考量提供了科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