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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埃塞尔比亚一架飞机失事，其中有8名中国同胞遇难。与正常逻辑不同的是，在网络空间，遇难者之中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的微博被公布，照片被疯传，因其年轻、漂亮、家境殷实、生活优裕，辱骂、嘲讽与幸灾乐祸之声，竟淹没了哀怜之音。

与之相应的是2018年6月，甘肃庆阳一年轻女孩跳楼事件。楼下一群无耻看客，持续嘲讽鼓噪，女孩最终一跃而下。

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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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这些“人”起个名字，叫“无诉求的心理恐怖主义者”。

下来说说为什么这么叫。总结这些人的行为表象有：施暴者无目的性、以陌生人为攻击对象、对恶已经无意识。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有很多表象上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恐怖主义表现为实体性的物理伤害，而这些“人”的行为主要是无形的精神杀伤；恐怖主义有诉求，而这些“人”没有诉求；恐怖主义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只是认定可以“以恶制恶”，而这些“人”对恶毫无自觉。综合相似与相异，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概括为“无诉求的心理恐怖主义者”。

人一定是社会性的存在，内嵌于规模不一的某个人类社群当中。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人，在独处的时候彻底丧失了共同体意识，这种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共同体剥离”。

“共同体剥离”是“无诉求的心理恐怖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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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清晰的共同体，是人类有史以来非常强韧的存在。原始时代的部落，封建时代的宗族，农业社会人口不流动背景下的地方熟人社会，以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主义，都是这一类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体让人们意识到，只有维系共同体，个体才能生存。而维系共同体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对彼此担负责任。不担负责任的个体，是无法生存的。

共同体越小，个人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就越无法生存。即便在具有普遍主义特点的文明所覆盖的区域性共同体里——比如前现代的中国乡村，严厉的舆论监督也会让坏人不敢突破底线。共同体越小，人的道德意识就会越显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藏匿的条件。

现代社会的运作，一个不变的倾向就是消解共同体边界，不断地扩展相互联系的规模。越来越多的小共同体消失，被整合进大共同体。当共同体扩大到超出其维系能力，相当于就不再存在共同体；无远弗届、无人不能的联系，也就相当于彼此之间再无联系。

共同体边界的无限扩展，同时还会稀释个体的重要性，不断削弱其存在感，人如蝼蚁。不管喜怒哀乐，都无人在意，不管你持何种立场，都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海滩上的一粒沙。蝼蚁不会脱离共同体而独行，因为它无法具备超乎生物限制的能力，无法独处式生存。然而人却可以，技术进步代替了体能进化。

天地不足畏，举头无神明，个体可以看似不依赖他人而生存，道德约束力削弱。于是，一种人就从中产生了。渐渐地，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置身于某个共同体中，不再认为自身生存与周围有任何关系。再也不需要顾忌共同体，共同体就从他们的精神结构上彻底剥离出来。即便他们在现实世界仍然属于某个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家庭），但在独处的时候，心理上已经不再嵌入任何社会组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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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人的一般本性”是恒定的，就是追求“最大幸福”，而幸福表现为快乐，因而“最大幸福原理”也被称为“最大快乐原则”。他把人所追求的快乐分为14种，在工业制度下不管生活如何枯燥单调，人们还是有可能被某种单一的快乐所拥抱。只要具备一种，心理存活就还能维持，现实中的人们也正是这样去维持的。比如，有人热衷追剧，那是感官的快乐；有人沉迷于手办和名贵娃娃，那是想象的快乐；有人像机器一样不停歇地工作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那是财富的快乐；有人放生、灵修，那是虔诚的快乐......。但其中有一种是作恶的快乐，这是敌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以此为乐，就会发生最后的心理变异，即再也不认为自身对他人负有责任。

更具体一点，是作小恶的快乐。大恶有法律的震慑，而小恶，在今天已经很难制约。原因就在于，在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巨大的、技术发达的“共同体”里，作小恶便于藏匿，而且不必担心置身于熟人社会将来会“混不下去”。换句话说，今天作小恶，往往是没有惩罚的。埃航遇难女生事件中，侮辱女生者的代价仅仅是匿名微博账号被封，实在看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惩罚。

于是，作恶之乐被放纵，一个新物种诞生了。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7期《他们为什么这么“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