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董仲舒综合了古代的知识，组织为庞大而内外上下互相呼应的宇宙系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期受这一套天人相应互动观念的影响。
从汉代以至唐代，累积了至少十种“算经”。在唐初，政府设立训练数学专才的算学馆及进用人才的算学博士科，校订注释了十种算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与《缉古算术》。于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传统有了一番整合，为宋元以后的理论数学奠定基础。
两晋至唐代之间，祖冲之（429—500）计算了圆周率（π），得到七位小数的近似值（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是当时全世界最精确的圆周率值，直到十五十六世纪，才有伊斯兰数学家与法国数学家取得更为精密的数值。
王孝通是唐初的数学家，编纂的《缉古算术》列入十部算经之中，该书收入了实用题二十道，除一题是推求月球赤纬度的算法外，大都是修堤筑坝、开沟建仓之类量度计功的实用题目。王孝通的几何学，发展了代数三次方程式及双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在西方，同样以数值解三次方程的解法，要到13世纪始出现。
从祖冲之父子及王孝通的例子来看，中国中古的数学，一则是实用取向，再则是解题取向，两者均不是由观念的演绎开展数学理论。于是，中国的数学受本身特性制约，即使有非凡的成就，早于世界别处数百年即跻高明境界，却只是突出的个例，不能继长增高，发展出理论系统性的现代数学。
中国学术传统中，医学与本草学是重要的领域。中国医学理论与天文学的情形相似，也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人体经脉是大宇宙系统中的小系统，而且，与自然大系统互相感通。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则是由症候讨论的实证著作。但是，中国医学理论，始终未能摆脱阴阳五行的形上学观念，以致只能结合症状与方剂，从累积的经验求取治疗良方。两晋至唐代，著名的有葛洪的《肘后方》（又名“肘后救卒方》《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以至孙思邈的《千金方》等都是将诸种病症的症状分类，开列已经证明有效的“验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列有数千件验方，分属各项疾病。《千金方》是《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的合称，两书各三十卷，分门别类包括内科、妇科、小儿、五官、口腔、寒热疾病、外伤、接续、急救，以至食疗、养生，又有专门讨论切脉诊断、方剂（相当于今日的药学）及针灸。自唐以来，中医奉孙思邈为“药圣”。
中国医学与中国数学一样，采取“问题取向”及“实用取向”，两者都有卓越的成绩，但也难以超越医术与算术，腾跃为以病理学与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学术领域。
两晋南北朝，学问为社会上层人士所垄断，当时实际上已有一个学术人士集合的社群，足以互相切磋。隋唐时代，既有国家设立的专门学府，国家又经常支持专家合组团队，编制专书，如《新修本草》。有了这种学术力量凝聚的临界点，才可有集体的研究工作，将学术发展推上一层楼。
唐代对外接触频繁，印度文化随着佛教东传，其天文、数学、药学、医术都因此进入中国。要言之，在上述几个学科的范围内，印度学术或有刺激与补足的作用，但“这几项中国的学术自有其内在的发展因缘，印度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却未能产生中国在宗教哲学与文学园地曾承受的同样强大冲击。
摘录来自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许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