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人，不管是行政、事业或者国有企业的，都知道两件事最重要：调动和提拔。当然，对多数人而言，主要是前者。
人们常说的“体制内”，指的就是带编制的正式干部职工。这个编制又包括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编制。一个单位有几个编制，就有几个位置，也就只能招几个人。其他的，都是临聘人员。
行政编制内的正式职工，就是常说的公务员，受《公务员法》保护，除了法定事由，不得辞退。“铁饭碗”的说法，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事业和国企单位，参照执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说说工作调动。
要调往更好的地方，得通过这几个环节：调出、调入单位同意，两边组织、或人事部门同意，行政机关干部归组织部门管，企事业单位人员归人事部门管。后来，编制控制越来越严，就要经编制委员会5人小组研究同意。
这个5人小组是党政一把手其中一人任组长，通常是书记，副书记任副组长，成员有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和常务副县长。
相应地，原来接手单位主要领导是关键。后来，关键权力就转移到编委领导手里。
现在是逢进必考，进了编制内后，可以选调，进步了好多，这是后话。
说一说我的两次工作调动。1988年从石柱跨县调回丰都农业局，1992年又转行从事政法工作。
从石柱调丰都的事儿，是我的父亲在跑。
我那时的心思，想参加高考，或者到沿海去闯，改变命运。那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其中海南建省成最大特区时，带动了一波体制内人员的辞职下海潮，我也很心动。
或许是母亲担心，遂极力促使父亲，到处找人，要将我调回丰都。每个环节都要做通，最难的还是接手单位。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多工作，才正式调到丰都县农业局。
到我写完《农业局志》，包括写了大量工作简报和文件后，不断有其它单位来要人。这时候，变成接手单位容易找，而调出单位不愿放人了，因为都需要写材料的人。
这也好理解，我从石柱调回，人家接了，这才用了几年？所以就算县委办来要人，并且正式考察了，也还是被搅黄。局领导大约感觉，被冒犯了。
对我来说，能调回来当然要感谢局领导。而且，因为写局志，直接留县局里，没下区乡，更是难得。所以，我并未跟领导争辩。
我当时也并不很清楚，老实巴交的父亲是怎样到处找人的。这种为难，我自己大约难以做到。
回局里这几年，工作上我尽力了。不管写局志或者其它文字材料，还是组织开展党团活动，都全力以赴，我觉得对得起领导。
到1992年，县上管干部的一位领导说了话，才放行了，我转行做政法工作。
主要跟人打交道，可以不再皱着眉头、心里膈应，去“对付”植物病虫害了。从中专学习农业技术，到参加工作做农技推广，近十年时间，内心的纠结不快，终于可以放下了。现在的人，哪里忍得了这么久。但那时要另起炉灶，是真的难。
不管是调进还是调出，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被动而为，这并不可取。假如有某种特长，又有更好的用人单位需要，还是应该好好去争取的。因为，这确实关系个人命运的走向。
以我为例，能去县委办这种领导机关，提拔的机会多很多。而以我自己的喜欢，进宣传部门，前景更好，事实上，县委宣传部也来要过人。
有一个特长，说明你有点特定的价值，这是有好处的。你想往好的地方走时，就不仅仅是你求人，别人单位也需要。
而我参加高考想上大学，就是想重新选择更好的专业和单位，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在我的理想中，做一个大学文科老师，是最好的。
从考中专读农技专业，心里不喜欢，但为那份难得的工作，又不得不去读；到这次写局志，写到心里想吐，为调进县城，又不得不坚持写下去。很多时候，心里纠结、拧巴得要死。
这是做事难，等到要求人的时候，才知道做人，更难。
情商这一块，是我的短板，头脑不够灵活，内心有点清高，是我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