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跟几位老友喝茶，聊起马斯克在上海的那座“超级工厂”。听说那边的造车速度快得惊人，同样的生产线，中国这边的产出效率比美国老家高出了一大截。这怪谁？不怪机器，机器是一样的；也不怪手脚，中国人的手脚素来勤快。我看啊，这是因为在商业竞争最前线的那种管理模式下，中国工人的干劲和灵活性被发挥到了极致。那是对价规律的生动体现：多劳多得，赏罚分明，交易费用被压到了最低。
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挠头的怪现象。既然微观上我们能把特斯拉跑得比美国快，既然我们现在的工程师数量全球第一，资本也不再是当年那样紧缺，为什么宏观数据一看，美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竟然还是我们的3到4倍？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这就像是你明明有一流的食材，有一流的厨师，结果做出来的宴席却比不上隔壁只有普通厨子的馆子，问题出在哪？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要素的投入，而在“管理”。但这可不是咱们通常说的怎么管人，而是指社会整体配置资源的制度成本。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缺资金、缺资源、缺劳动力的穷国了，我们有的是高级技能人才，满街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可是，怎么把这些庞大规模的资源像特斯拉流水线那样高效地组织起来？我们这套管理逻辑，实在是太“原始”了。
首先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低，这成了眼下经济发展的硬伤。你看我们的高校，本该是思想迸发的地方，却往往被行政化管得像个衙门，办事盖章跑断腿。再看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却往往交不出对得起资源的产出。这些机构内部的交易费用高得吓人，资源都在内耗中被磨掉了。原本应该流向最高效用途的资本和人才，被这种低效的管理体制给“锁”住了，无法创造出应有的价值。
其次，是科学管理的思想无法顺畅地交流传播。在一个健康的市场里，好的管理方法就像好的商品，谁用了谁得益，自然会迅速扩散。但在我们的一些国企和事业单位里，管理往往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决策往往不是基于数据和逻辑，而是那些坐办公室的“业余官员”拍脑袋想出来的。外行指导内行，行政命令替代专业判断，这种环境下，真正科学的管理思想哪里有生存的空间？大家都不讲理，只讲权，那效率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第三点：基层劳动者手里掌握的那些能够改进管理、提高效率的宝贵信息，被人为地压制了。经济学说，信息是分散的，最知道螺丝钉哪里松了的，一定是那个拧螺丝的人。但在“一把手”一言堂的文化里，基层的智慧不仅不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威胁。你要是提个问题，给个建议，立马就被当成是给领导找麻烦，是“不懂事”。这种恶习若是大行其道，谁还愿意动脑子？结果就是，大量的改进机会被视而不见，效率的提升潜力就这样被活活埋没了。
那么，路在何方？若要破局，我看非得在制度上动刀子不可。
既然要改，就得从根子上改。第一，必须给真正的管理者放权。要把那些行政的手脚从市场竞争中抽回来，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而不是行政附庸。要像保护私有财产那样保护管理者的决策权，让他们敢用人、敢投入。同时，高校和研究机构要去行政化，让学术归学术，让专业的人说了算，把那些不懂业务的“婆婆”请走。再者，必须建立严格的效率问责制，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要用产出结果来倒逼管理流程的优化。
第二，要建立一套能让科学管理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我们要破除那些阻碍人才和思想流动的条条框框，让懂管理的人能去最需要的地方，拿到他该拿的高薪。要鼓励管理经验的商业化，让管理咨询、专业培训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服务，而不是走过场。还要在国企内部引入外部的专业监督，用市场标准来检验决策的科学性，别再让拍脑袋的决策轻易过关。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要把基层的信息渠道打通，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有发言权。要建立一种机制，重奖那些提出有效改进建议的基层员工，让“找麻烦”变成“送红利”。要改变那种唯上是从的考核文化，用制度保障提意见的人不被穿小鞋，让真相能上达。最后，一把手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集体智慧有机会修正个人专断的错误。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不缺“硬货”，缺的是让“硬货”发挥作用的“软环境”。管理若是不改，再多的投入也是打水漂。这道理，就像我当年在卖桔子时悟到的：同样的桔子，摆摊的位置和卖法不对，那就是烂在手里；摆对了，那就是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