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三点，老人总会出现在街角的蓝鸟咖啡馆。
他总是穿着那件熨烫平整的灰色西装，尽管肘部已经有些磨损，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灰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会坐在靠窗的第三张桌子——既不靠门受风，又不至于看不到街景的位置。
“老样子，谢谢。”他会对服务员微微颔首，声音温和而疲惫。
一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还有一小碟杏仁饼干。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在口中停留片刻，仿佛在品尝时间的滋味。饼干则从来不吃，只是摆在桌上，等到咖啡喝完，便小心地用纸巾包好，放进口袋。
我在这家咖啡馆做兼职已经半年了。最初几个月，我几乎没注意过他——咖啡馆里多的是这样的老人，消磨着退休后过于漫长的午后。直到有一天，暴雨如注，客人寥寥，他依然准时出现，浑身湿透却仍保持着那份奇怪的庄重。
那天我忍不住多嘴：“先生，雨这么大，您其实可以等小一点再来的。”
他抬起头，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像是云层后偶然透出的阳光，旋即又隐没了。
“约好了的，”他说，声音很轻，“不能让她等。”
我环顾空荡荡的咖啡馆：“您在等人吗？”
他点点头，又不说话了，目光转向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道，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那戒指已经很旧了，边缘被岁月打磨得薄而光滑。
后来我从老店员口中得知，老人这样来咖啡馆已经整整七年了。
“他在等他的妻子，”丽莎搅打着奶油，压低声音，“其实她早就......”
我没让她说完。都市里这样的事不少，孤独的老人守着过去的承诺，旁人看来心酸，于他们自己或许是一种寄托。我开始格外留意他，有时会在他的咖啡旁放一小朵吧台装饰用的鲜花，或是给他换一块刚烤好的饼干。他总是礼貌地道谢，但从不逾距多说什么。
直到上周二。
那天老人来得比平时晚，脚步有些不稳。我上前扶他坐下时，发现他脸色苍白得可怕。
“您还好吗？需要帮您叫医生吗？”
他摇摇头，呼吸有些急促：“只是路走急了。姑娘，能给我杯水吗？”
我端来水，他颤抖着从内袋掏出一个药瓶，服下几片药。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今天的不同——西装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色胸针，是两片交织的枫叶。
“很漂亮的胸针。”我试图让他放松些。
老人的手指轻抚过胸针，眼神忽然变得柔软：“是结婚四十周年时她送的。她说枫叶代表时间与 endurance。”他用了那个英文词，发音准确而优雅。
也许是病弱让人脆弱，也许是那枚胸针打开了什么闸门，那天他终于开口讲述了故事。
老人名叫陈望舒，妻子叫林安宁。四十三年婚姻，三十年在这条街上度过。蓝鸟咖啡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时她是这里最活泼的服务员，他是刚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后来几十年，每个周二下午没课的时候，他都会来这里等她下班。即使她后来成为书店老板，这个习惯从未改变。
“七年前她开始忘记事情，”老人望着窗外，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先是忘记关煤气，然后忘记回家的路，最后忘记我是谁。”
阿尔茨海默病。医生说是年龄所致，无药可医。
“但她从未忘记每周二下午三点要来咖啡馆。”老人说，“即使最糊涂的时候，她也会打扮整齐，说要赴约。她说——”他的声音第一次哽咽了，“她说有个很重要的人在那里等她。”
最后一年，他每周二推着轮椅带她来。她已认不出他，但总是笑眯眯地听他说话，吃他点的杏仁饼干——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他点的点心。
“后来她连吞咽都困难了，还是坚持要来。最后一次，她抓着我的手，叫错了名字，但说：‘请告诉他，我永远等他。’”
老人从钱夹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靥如花，头靠在他肩上，背景正是这间咖啡馆的窗。
“她走后的第一个周二，我还是来了。然后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他轻轻地说，“我知道她不会来了，但万一呢？万一她记得呢？”
那天老人离开时，背影比往常更加佝偻。我清理桌子时，发现他留下了一张折好的纸和一张钞票。纸上写着：“请收下，算是这些年来额外饼干和小花的小费。医生说我时间不多了，这是最后一次来了。谢谢你的咖啡和倾听。”
我冲出门去，街上人流如织，已不见那抹灰色的身影。
这个周二，下午三点，靠窗的第三张桌子空着。
我照常泡了一杯黑咖啡，配一小碟杏仁饼干，放在那张桌上。窗外秋风乍起，一片枫叶贴在玻璃上，红得像一颗依然跳动的心。
咖啡馆的门铃响了，进来的是一对年轻情侣，笑着坐在了角落。我又望了一眼那张空桌，忽然明白了什么。
从那天起，每周二下午三点，靠窗的第三张桌子上总会有一杯黑咖啡和一碟杏仁饼干。如果有客人想坐，我们会礼貌地请他们选择其他位置。
老人们不再等待，但总有人记得等待的意义。
而每当秋叶飘零，我总会想起那个关于时间和 endurance 的故事。有些约定，比生命更长；有些等待，超越了遗忘本身。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平行时空里，也许他们终于重逢，在飘着咖啡香的午后，相视而笑：
“等很久了吗？”
“不久，一辈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