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消息，成都拟发布新“禁烟令”，规定了成都多个场所禁烟或限制吸烟，还规定公民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
这条规定，其实是在告诉吸烟者，你要善良啊，要善良，不要影响大家，大家让你别吸，你就别吸了。问题是，这有用吗？如果大家让他不吸，他就不吸了，那这世界上就没有吸烟者了。
这条规定还说了，周围的群众，你们要行使监督的权利呀，对于吸烟者，看见一个灭一个呀，看见两个就灭两个呀，巴扎嘿！
其实，不管这些规定说了什么，如果没有监管，任何条文，都形同虚设。
可是，怎么监管呢？每个公共场合都派一个监督员吗？那这成本可就太大了。那像举报违章车辆那样，设置一个单独的举报APP吗？请反对吸烟的群众，录视频举报违规者吗？会不会手机一摸出来，吸烟者就把烟扔掉了呢？还是说，他会一边吸着烟，一边来抢这部手机呢？政府设置新禁烟令，就是因为最近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少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争斗，如果再摄像，争斗会不会加剧呢？
下面，请让我从经济学，商业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吸烟者在公共场合吸烟被周围群众反抗这一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科斯定律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争夺同一种稀缺资源-新鲜的空气，而破解的方法，是寻求合作解。因为这不是谁伤害谁的问题，而是资源（新鲜的空气）归谁使用的问题，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用钱说话，价高者得。吸烟者要破坏新鲜空气，那就出个价吧，公共场合的人们接受你就可以破坏，不接受吸烟者就不可以破坏。
那你要说了，公共场合这么多人，这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我认为新鲜空气值500元，他认为新鲜空气值800元，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可能认为新鲜空气值1万元甚至无价。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既然不太可能在现场达成价格的一致，那是不是可以把使用公共资源的价格提前收取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商业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吸烟者能在公共场合吸烟，是因为香烟容易携带，容易购买和容易使用（点火方便）。香烟的容易携带，购买和使用，导致他可以在公共场合很方便的吸烟。要限制公共场合吸烟这个结果，可以增加产品在公共场合的使用难度。
这里，咱们可不能剥夺吸烟者在自己家里吸烟的权利，咱们讨论的仅仅是限制公共场合吸烟这件事情，因为公共场合里面的空气才有着不同的使用权。
那可以怎么做呢？比如，把香烟分成两种出售，现有的产品，因为方便携带购买和使用，价格1万元一盒（10根香烟不变）。
另外生产一种香烟，单位体积的香烟的价格保持和现在一致，但是让消费者无法在公用场合使用。比如，把香烟做成又粗又短，无法直接拿在手中，必须借助带不出家门的工具才可以吸食。又或者，把香烟做成，又细又长，比如1米长，还无法折断，这样吸烟者既无法自己点火，也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使用，但是在家里使用就完全没有问题。这样既保障了吸烟者享受家里空气的权利，又让他在公共场合吸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这个额外支出的代价，政府可以以税收的形式收走，统一分配到社会的其他公共资源，比如放在儿童的医疗基金里，因为在吸烟的活动中，受害最大的是儿童。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解决方案吗？咱们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是怎么做的，得到APP的医学通识50讲里，有这样一个案例。
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强制规定烟盒必须使用“鸭屎绿”作为底色，烟盒上必须有大幅的恶心图片（见下图）。除此之外，明示危害的字号规定印多大，就必须印多大。这么一来，澳大利亚烟草销量呈现断崖式的下降，而且再也没有回升。
咱们也把香烟的包装做成这样如何？销量的大量减少，也会导致公共场合吸烟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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