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教书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郑板桥的自嘲诗看似旷达，实则不胜辛酸，令人汗颜。“家有隔夜粮，不做孩子王”，老百姓的俗话更是一针见血，让人无地自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教师这个职业虽然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臭，却也不是什么香饽饽。原因有多方面，除了各路专家已经嚼烂了的，还有一个拿不到台面上的，那就是男教师在体制内年代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还是相当（宋丹丹所说的那种）有难度的。我有一个女老乡，当时在县里的一个国企干纺织工人（九十年代初，她们的收入大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二十四五岁了还没找对象，有人问她:“给你说个对象吧，要什么条件？”她说:“咱一个小工人，啥条件不条件的。”随后又补了一句：“不当老师就行。”当时教师择偶的窘状略见一斑。
“穷则思变”，为了改变前途命运，青年教师似乎唯有一条正路，那就是“出口”。因为当时高校招生很少，回乡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更是寥寥无几，外系统人才资源不足，每年都允许部分教师调出教育系统（教育口），俗称“出口”。不满服务期的，需要个人自掏腰包交给教育行政部门一笔钱，叫“培养费”，与原始学历挂钩，学历越高，培养费越多。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本科9000元、专科4500元，另外，还要个300元，忘了是什么叫名堂。本科一下子要交9300元，在当时集资住房的时代，可以顶半套乃至大半套房子。对于月工资三四百元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是，面对尴尬的处境，许多教师不遗余力，托关系、走门子，宁可砸锅卖铁也要跳出教育口，僧多粥少，简直是抢破头。记忆中，“出口”是有指标限制的，好像按教育系统总编制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2005至2006年，为《县志》供稿，教育这一块由我负责，另外又找了两名退休的老干部。我们翻遍了上下三十几年的档案，却没见到相关的成文的资料。此外，也是因为回乡的非师范类毕业生少，县里几大班子及各部委办缺人手尤其文秘工作者时，经常向教育系统伸手要人，多数先是借调，以后有了编制再办调动手续，一般情况下，学校也不敢不放人。
我也有幸遇到过改行的机缘，但不知是命里没有，还是时运不济，反正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羁绊，最后均失之交臂。其中一次，看似有客观因素，追根究底，纯属自误，主要就是考虑到还有一年就满服务期了，想省下那9300块钱，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即此之谓也，怨不得别人。渐渐地“人过三十天过午” ，期间经历了1994年的工资套改，1997年又聘任了中级职称，俸禄大为增加，月工资从参加工作之初的110元涨到了1999年的600多元，比上虽嫌不足，比下已颇有余。一家三口从一间由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室改造而成的十六七个平方米的破旧平房搬进了崭新的三居室楼房，有了一个像样的居所。乖巧的女儿渐渐长大，背起书包上了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一年级。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越来越红火起来。于是，也就不再想三想四，干脆认命，稳住心神去教书，挣一份薪水，赖以养活一家老小。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公务员入口也逐渐收窄，教师跳出教育系统的口就基本上彻底堵死了，曾经火爆的“出口”，逐渐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