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烈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71年，《资治通鉴》记载了三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一，魏国出兵攻打楚国，成功夺取鲁阳之地；其二，韩国权臣严遂弑杀国君韩哀侯，随后韩哀侯之子韩懿侯继位。这一事件的起因是，韩哀侯任用韩傀为相，同时又宠信严遂，导致韩傀与严遂争宠，二人关系势如水火。严遂率先发难，派遣刺客在朝堂上刺杀韩傀。韩傀逃命之时，韩哀侯将其抱住，最终自己也不幸遇害。其三，魏武侯去世，由于他生前未指定继承人，两个儿子陷入内斗，致使魏国陷入混乱局面。
在这三件事中，第一件鲁阳之战，司马光并未清晰阐述其前因后果；第二件韩国政变，极有可能与26年前（公元前397年）发生的聂政刺侠累事件为同一事件，却被误记为两件事，严遂即严仲子，韩傀即侠累，刺客便是聂政；第三件魏国内乱，虽然事件本身无误，但司马光将时间记错，此事实际上发生于一年之后，后续将详细说明。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寻司马光未详述的鲁阳之战，借助其他史料还原其真实面貌。鲁阳，从名称上看，位于鲁山之南，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大致位于现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一带。如今鲁山县城的几条主干道，如向阳路、人民路、花园路，名称直白易懂。然而，有一条主干道颇为特别，名为墨公路。墨公路的“墨”，指的是诸子百家中墨家的祖师爷墨子。鲁山县，即古时的鲁阳，极有可能是墨子的故乡。墨子的出生地已难以确切考证，主要有三种说法，即鲁国人、宋国人或楚国人。在“楚国人”这一说法中，正是因为墨子是鲁阳人，而鲁阳当时隶属于楚国，所以认定墨子为楚国人。无论墨子是否为鲁国人，鲁阳以及鲁阳附近的阳城都是墨子活跃的区域，阳城同样位于楚国。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形容邻家美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描述的正是此地。阳城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推测大约在现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一带。从鲁山县出发，沿着二、三三省道一路南下，大约80公里便是方城县。
楚悼王驾崩后，楚国贵族发动政变刺杀吴起，不料殃及楚悼王的尸身。楚肃王继位清算乱党时，阳城君畏罪潜逃。替阳城君镇守阳城的墨家巨子孟胜，因此上演了一场集体自杀的悲壮一幕。阳城君很可能是发动政变的主犯之一，而他的邻居、当时管辖鲁阳的长官鲁阳公骐期正是他的死党。
若要了解这段历史，我们需参考晚唐文人余知古的一部著作。《渚宫旧事》中的“渚宫”是楚国一座行宫的名称。余知古耗费大量精力搜罗楚地的旧历史、旧传闻、旧事迹，这部书堪称一部从先秦到晚唐的楚地地方志。关于吴起之死，《渚宫旧事》记载如下：楚悼王一去世，鲁阳公骐期就与阳城君一同杀害了楚悼王的母亲，并攻杀吴起。或许楚悼王的母亲是吴起的保护伞。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叛乱分子中，文献仅提及鲁阳公骐期和阳城君两人，可见这两人是主谋，其余人皆为帮凶。这位鲁阳公骐期，“鲁阳公”是其身份，“骐期”是其名字。所谓“鲁阳公”，从名称含义来看，就是鲁阳的县公；而“阳城君”，显然是受封之人，故而有“阳城君”这一称呼。顾名思义，阳城君就是阳城的封君，不仅有权享受阳城的税收，还可世袭。
由此可见，阳城君对吴起心怀怨恨合乎情理，毕竟吴起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是限制封君的世袭资格。阳城君欲除吴起，不难理解。然而，鲁阳公作为聘任制下的地方官员，驻守楚国北部边防要地，理应是吴起改革的受益者，为何会同阳城君一道发动叛乱？合理推断，这位鲁阳公或许并非县公，而是封君，应称其为鲁阳君。
鲁阳早在春秋时期便有封君。楚惠王曾有意将梁地封予公孙宽，公孙宽顾虑梁地地势险要，虽自己对国君忠心，但难保子孙会凭此拥兵自重，战乱时全族有灭顶之灾，无人祭祀先祖。楚惠王理解其用心，将险要的梁地换为相对不那么显要、位置稍南的鲁阳。于是，公孙宽成为鲁阳第一代封君，文献称其为鲁阳文子或鲁阳文君。或许公孙宽嫌梁地靠近边境，担忧子孙难以守御。鲁阳虽更靠近内地，但毕竟是楚国北境重镇，军事压力大，且与邻国郑国关系微妙。当时正值墨子活动鼎盛期，鲁阳文君心怀征伐郑国之意。墨子常率弟子奔走四方，为维护世界和平、践行“非攻”理念而努力。
于是，墨子回到故里，试图打消鲁阳文君的侵略念头。墨子的逻辑颇为有趣，他先问鲁阳文君：“倘若鲁阳境内出现人多欺人少、强者凌弱者，您会如何处置？”鲁阳文君答道：“鲁阳百姓皆是我的臣民，我定会严惩那些欺凌他人之徒。”
墨子接着说：“天下万民皆受上天管辖，如同鲁阳百姓受您管辖。您若兴兵征伐郑国，上天自会降罚于您。”鲁阳文君不服气地说：“我征讨郑国，是顺应天意。郑国人多行不义，先后弑杀本国三代国君，上天已降罚，致使郑国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我为何不能助上天一臂之力？”
墨子回应道：“郑国人固然罪不可恕，但上天已让他们连续三年歉收，惩罚已然降临。您若再横加干涉，就如父亲鞭打不成器的孩子，邻居却也手持棍棒一同殴打，还声称是顺应父亲之意，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墨子又说：“征伐邻国，杀戮他国百姓，掠夺其财富，并将这些行径当作功绩载入史册，向子孙后代炫耀战功，这样的行为合理吗？若有平民杀害邻居、抢夺财物，并记录下来向子孙炫耀，您觉得说得过去吗？”鲁阳文君说：“照您所言，世人皆认为正确之事，未必真的正确。”墨子总结道，世俗君子只懂得小道理，却不明晓大道理。他们看到有人偷窃一只狗或一头猪，会指责其行为不当；然而，看到有人窃取一个国家或一座城池，却反倒称赞其合乎道义。这就如同看到一点白色便称之为白色，看到大片白色却称之为黑色。墨子的这番言论，与庄子的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如出一辙。
鲁阳文君表面上认同了墨子的道理，但其内心深处对郑国的侵略野心却始终难以磨灭。因此，墨子不得不反复对他进行劝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劝诫记载于《墨子·耕柱篇》。墨子问鲁阳文君：“若有一人，家中美食堆积如山，却偏偏觊觎邻家的烙饼，还偷偷去吃，此人是否患有病症？”鲁阳文君答道：“此人确实有病，简直就是个盗窃狂！”墨子顺势说道：“楚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尚有许多荒芜之地未被开发，却一味垂涎宋国、郑国的弹丸之地，这与盗窃狂又有何异？”
显然，墨子在楚国所看到的景象与吴起的观察一致，然而二人采取的对策却截然不同。吴起主张驱使更多人去开垦荒地，以拓展资源；而墨子则希望鲁阳文君乃至楚王能够知足常乐，珍惜已有的资源，切勿贪得无厌。在旁观者看来，墨子的观点略显短视，缺乏发展的眼光和全局意识；而吴起的主张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毕竟，“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学习还是治国，都需要有进取之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力的强弱并非取决于绝对的土地、人口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的相对排名。正如考试成绩，95分却在全班垫底，远不如30分但排名第一。楚国应关注的是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非仅仅局限于土地和人口的增加。
楚国所追求的是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而非单纯的领土扩张和资源积累。墨子凭借其卓越的口才和雄辩的逻辑，让鲁阳文君无言以对。然而，鲁阳文君内心深处的欲望却难以平息，这也使得墨子不得不反复劝说，以期打消他的侵略念头。
经过墨子的不懈努力，鲁阳文君最终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然而，郑国却未能逃脱被灭国的命运。周烈王元年，即公元前375年，韩国出兵灭掉郑国，并将郑国的旧都新郑定为自己的新都，国力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随着郑国的灭亡，楚国失去了重要的缓冲地带，强悍的韩国和强大的魏国直接对楚国边境构成了威胁。鲁阳最著名的典故源自《淮南子》，虽难以确定是哪一代鲁阳公与韩国交战，但故事中，战斗至天色渐暗仍胜负未分，鲁阳公心急如焚，挥舞长戈指向太阳，奇迹般地使太阳逆行，天色再度变亮，战斗得以继续。这一典故常被诗人引用，朱德元帅就曾写下“自信挥戈能退日，山河依旧战旗红”的豪迈诗句，“挥戈退日”一语双关，寓意着击退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楚肃王在位期间，鲁阳公未能成功抵御魏国的攻势，这座被楚国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名城鲁阳，最终落入魏武侯之手。倘若鲁阳文君泉下有知，目睹此般惨状，恐怕难免会埋怨墨子当初的劝诫。
鲁阳的沦陷，仿佛是墨家理想在战国乱世中的一个写照。尽管墨子凭借“兼爱非攻”的理念暂时制止了战争，却终究难以抵挡列强兼并的汹涌浪潮。当魏武侯的铁骑攻破鲁阳城门时，这座寄托着墨家和平理想的边城，最终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历史充满了吊诡，三百年后，《淮南子》赋予了鲁阳公“挥戈退日”的悲壮色彩，却将墨子劝战的智慧尘封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这种集体记忆的选择性留存，恰好印证了墨子对世俗价值观的批判：“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从孟胜率一百八十弟子为阳城殉难，到鲁阳文君面对墨子劝诫时的犹豫不决，战国时期的士人在道义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正如朱德诗句中“山河依旧战旗红”所隐喻的那样——无论挥戈者是指向太阳还是强敌，文明的火种终将在铁血征伐中浴火重生。鲁阳的失守不仅没有让墨家精神消逝，反而在《墨子·耕柱篇》的传抄过程中，将“窃国者侯”这一警世恒言铭刻进华夏文明的基因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