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因素引起了服从
米尔格拉姆不只是揭示出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他也考察了服从产生的条件。在进一步的实验里，他变化各种社会条件，得到了从0～93％的服从率。结果发现有四个因素会影响服从，即受害者的情感距离、权威的接近性与合法性、权威的机构性和不服从的同伴参与者的释放效应。
受害者的情感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我们很容易贬低远离自己的人或失去个性的人。甚至对于巨大的灾难，人们也无动于衷。刽子手常常用布蒙住受刑者的头，使其失去个性。
[爱心]距离产生负面评价。
想像一下你有能力阻止会令另一半球25000个人丧命的潮水，或有能力阻止本地机场会令250人丧生的事故。或有能力阻止会令一位密友死亡的车祸。你会阻止哪一个呢?
2.权威的接近性与合法性
3.对经典研究的反思
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结果的普遍反应是大家意识到这与近代世界史有异曲同工之处：纳粹德国的阿道夫·艾希曼辩解说。 “我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已”；威廉·卡利中校在1968年指挥了一场大屠杀．在越南米莱村杀死了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后也是这样辩解：发生在伊拉克、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大屠杀”也都这样辩解。训练士兵服从上级。米莱大屠杀中的一位参与者回忆道：【上校卡利】命令我开始射击。所以我就开始射击。我向人群发射了四个弹夹的子弹……他们乞求着， “不要。不要。”母亲紧紧护着孩子，……我们一直不停地射击。他们挥动着手，乞求着。
在服从实验中，强有力的社会压力(研究者的命令)超越了力量较弱的因素(远距离受害者的抗争)。在受害者的抗争和研究者的命令之间的权衡中，在希望避免造成伤害和希望成为一个好被试的思想斗争中，极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
3.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的军政府就是利用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过程来训练拷问官。正如纳粹德国早期训练党卫军官一样，军队选择候选人是基于其对权威的尊重和顺从。但是，单有这些倾向还不能造就一个拷问官。于是，他们就委派受训者去看守囚犯，接着，参加搜捕队。然后，殴打囚犯，再接下去，观看整个拷问过程。最后亲自动手拷问。就这样一步一步，一个服从的但其他方面仍正常的个体，逐渐发展成一个残暴的君王。顺从滋生了接纳。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批评会产生轻视，轻视会引发残暴，而当残暴被认为是合理行为时就会导致兽行。接着便是杀戳，然后是大规模的杀戳。所形成的态度紧随着行动，又为行动辩护。据此．斯托布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 “人类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把屠杀他人不当一回事”但是，人类也有另一种潜能，这就是英雄主义。
[爱心]英雄主义可以对抗所有邪恶主义。
3.为了使他成为一个恶人。就让他不那么危险。如果你杀死了一个恶魔。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恶魔。但是，如果艾希曼是个普通人，那么这似乎就非常危险了。”——汉纳·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泠》1963
或者认为德国的警察营应该为在波兰射杀近40 000名犹太人负责。他们中的许多妇女、孩子和老人是从背后被射杀的，脑被射穿，脑浆迸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描述了这些杀手“正常”的一面。就像蹂躏欧洲犹太人区、驾驶放逐犯人的火车、管理死亡集中营的许多人一样．他们不是纳粹党徒，不是党卫军成员，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售货员、职员和工匠——有家庭的、退伍的老年人，但是，当接到杀人命令时，他们并没有拒绝。米尔格拉姆的结论，也同样使我们难以把纳粹大屠杀归因于德国人独特的人格特质。“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的结论是”，他说道，“普通人，只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也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性活动的执行者。
[爱心]其实，参加战争的都是服从命令的普通人，这才是它的可怕之处。战争能让一个普通人沦为恶魔。所以，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