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为屈原的代表作。它既是诗人思想、品格的直接体现，也是诗人艺术才能和风格的集中反映。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

        《离骚》篇名的意义是“遭忧”的意思”，它应是诗人于怀王在位时被疏或者被放期间的作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说明了《离骚》的创作缘由。可见,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离骚》就是诗人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诗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被视为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叙传。

        《离骚》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它的内容结构大略可分为三部分。头一部分诗人介绍了自己的世系、出生、德才兼善的条件以及为楚王“导夫先路”的抱负和理想，回溯了自己在改革弊政过程中受谗被疏的遭遇。同时，通过理性审视，认识到遭谗被谤乃在于自己品质的超异和与他人政治道路的不同，因而诗人决意坚持节操和理想，表现了“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中间部分是诗人对未来所走道路的探索。在党人得势的形势下，诗人有悔于过去所走的道路，因而设想：或者回车复路,退隐独善，或者听从女婆，随俗从流。然而经过向重华陈辞对自己过去的斗争进行反省和质正，又打消了这些念头(“览余初其犹未悔”)。于是，诗人通过上下求索、三度求女，打算在楚国再度追求，争取楚王的信任。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最后部分是在追求不得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询问出路，从中反映了去国自疏和怀恋故土的思想矛盾，而在升腾远游之中，“忽临睨夫旧乡”，终于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国旧乡，决心面对现实，以生命殉自己的理想。

        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追忆，偏重于抒写现实；后两部分是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偏重于驰骋想像，表现了诗人退隐独善、随俗从流、出国求合三个思想转折，并展现了重华陈辞、上下求索、远逝自疏三个神游境界。

        《离骚》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诗人向重华陈辞，总结古帝王的成败，认为他们的成功乃在于“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可知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便是诗人“美政”理想的具体内容。所谓“举贤授能”，就是要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上来当政，以打破旧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诗中援引史事说明“举贤授能”的必要:“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傅说、吕望、宁戚原来都是地位低下而有才能的人，后来都为各自的君主完成了杰出的事业。诗人大力宣扬他们,表明诗人反对“世卿世禄”，赞成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修明法度，就是把国家的治理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这在封建国家开始确立的战国时期,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诗人在篇中通过对党人的批判,表明了自己坚持法制的观点:“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诗人反复揭露的“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与没有一定法度相关的。诗人晚期的《惜往日》也谈到了“明法度之嫌疑”，以及一些下层人物理想的遇合，说明《离骚》的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是诗人一贯的政治主张。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探索，表现出英勇献身的精神，是《离骚》的另一思想特色。诗人的生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度过的。他以改革图强为己任，可是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王不信任他，党人更是造谣中伤他。诗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屈服，一直坚持斗争。他一方面严厉批判党人，诱掖楚王:“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一方面严厉剖析自己，克服思想上的动摇，如归隐、从流、出国种种。他把坚持高洁、坚持理想看得重于生命,诗篇多处提到:“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前人有的对此类以死明志的表白，认为是不知命、露才扬己、狷狭之志”，其实这种憎恶黑暗、嫉恶如仇以及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正是诗人可贵的思想品格。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诗人一生坚持理想，并为此而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目的就是为了振兴楚国，这本身就体现了深厚的爱国感情。然而，诗篇的爱国感情表现得更突出的则在于对楚国故乡旧土的眷恋，诗人至死也不愿离开她。诗篇抒写诗人去国思想的形成及幻灭的过程，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诗人考虑去国远走，他先问灵氛，灵氛建议他:“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再问巫咸，巫咸劝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之所同”。并要他抓紧时间，趁早离去:“恐鹈鹅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于是，诗人又再联系现实,认识到缤纷变易、时俗从流的形势，比以前更为黑暗，这才决定去国，“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诗人一问灵氛，再问巫咸，三自思考，表明了对待出国的慎重态度；启程前琼枝玉屑、龙马瑶车的准备是那么周全，说明出国的决心；宏壮的仪仗、煊赫的排场以及腾升太空以后的“奏九歌而舞韶”，说明了出国途中的顺心如意。这一切似乎都表明:除去国求合外，诗人别无选择。可是，一当见到故国旧乡的刹那子间，他的去国之思在深厚的爱国热情面前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陟升皇之赫曦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就在这去留的思想斗争中，表现了诗人炽烈的爱国感情。其实，诗人所处的战国时代，一般士人信奉的处世原则是“士为知己者死”，合则留，不合则去,“朝秦暮楚”在当时本是件寻常的事。屈原却与时俗截然不同，他不独把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深深埋藏在楚国的土壤里，而且在实际斗争中不惜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与楚国共命运，这在先秦是绝其少见的。因此屈原成了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当然，诗人的爱国与忠君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一方面“恐皇舆之败绩”，一方面是“夫唯灵修之故也”。诗人之所以把楚国和楚王视为一体，还由于诗人出身贵族，与楚王是同宗，故“不能传舍其国，行路其君”(张德纯《离骚节解》)，尽忠楚国和楚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诗人的爱国思想必然带有古代人物难于突破的局限性。

        总之，诗人在这首长诗里,依据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深切感受。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中心，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现了诗人进步的政治思想及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三方面的结合,构成了《离骚》的思想特色。

        《离骚》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其中之一表现在它塑造了一个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即诗人的自我形象。司马迁说: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本传》)。可以看作是《离骚》中诗人自我形象特质的扼要概括。

        所谓“高洁”,是指诗人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深厚的爱国感情。他把这种理想和感情通过披花戴草、食英饮露外化为一个高洁的形象:饮的是木兰花的露水,吃的是秋菊的落英,穿的是荷叶制作的上衣和荷花制作的裙子,头上戴着高耸的帽子,腰间系着用秋兰串成的佩带,手里还握着去皮不死的木兰枝和经冬不枯的宿莽草。诗人正是以这种外化的高洁美来显现其内质的高洁美。

        所谓“行廉”,当包括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楚国的苦苦眷恋，对党人的无情鞭挞和对楚王的忠言直谏，不隐遁，不从流，不去国，矢志在黑暗王朝中孤军奋战，最后不得不以“从彭咸之所居”作为自己的归宿。如果说悲剧的含义是指美好的事物被摧毁，让人们憎恨黑暗和邪恶，那么，诗人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则表明，他的自我形象除了具备高洁美之外，又具有悲剧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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